罪者的文学

──吴尔芬及其《九号房》

杨天松

美籍华人学者夏济安说过，小说家决不可纵容懒惰的读者。他得相信读者中自有用心者在；他用心写出的作品，是写给用心的读者看的。^①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完吴尔芬的长篇小说《九号房》（载《中国作家》2005年10月号，朝华出版社）时，就不由地想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夏济安先生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评彭哥〈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一文中的这段话。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特别用心看小说的读者。但是，对于《九号房》，我的确是很用心看的，因为不用心看就无法理解吴尔芬在《九号房》这部小说中的真正意旨所在。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福建，吴尔芬是继北村之后的又一个很有思想的小说家。现在，我要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坛，吴尔芬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小说家。他已逐渐熟练地运用长篇小说这样的体裁来建构他的小说世界。如果说吴尔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雕版》（作家出版社，2002年）还未能显示出他的创作的整体构图的话，那么，《九号房》则寓示出吴尔芬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大转折，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更为成熟的作家的整体设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九号房》对吴尔芬本人而言，就意味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从《九号房》开始，吴尔芬将迎来他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成熟期，也许，还将是一个高产期。这使我想起俄罗斯文学家符"阿"索洛乌欣的一个精彩见解，他说：作家，倘若他已成熟，富有经验，他会把自己的创作当成一幅完整的镶嵌艺术品，虽然并非一贯如此。哪一部短篇小说应镶在左上角，哪一首诗应嵌在右上角，而这部中篇小说，可能摆在构图的中心位置……旁观者起初不能发现这是精心设计的统一整体，但是，作家本人在头脑中保持整体构图并逐渐完成它。^②

到目前为此，福建的小说家中，我最关注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北村，另一个就是吴尔芬。他们两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来自崇山峻岭的闽西，但大山与茂林阻止不住他们前进的锋芒，现在，他们一个身居北京，一个来到滨海城市厦门。此外，他们同出生于1965年，都是基督徒，而且，现在他们都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不同的是，北村已经在中国文坛奠定了雷打不动的地位，而吴尔芬则还处于正在走向全国文坛的路途中（《九号房》大概可以算为一个很重要的脚踪）。吴尔芬是属于我正在看好的福建小说家之一，原因就在于我在《九号房》中窥探出吴尔芬日渐清晰的创作的“整体构图”，这就是吴尔芬正在开始建筑他的小说世界，即“罪者的文学”世界。也许，吴尔芬会用更多部的小说来构筑这个世界，有一天，当他的所有创作集结起来时，人们就会看出他的真正的用意，看出他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思想。

我常常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吴尔芬何以仍然要持守他最初的理想，坚持当一个作家，并努力写作呢？他要以何种声音来表达他对时代和人性的追问呢？他又为什么最终选择长篇小说这样的体裁来表达他的思考呢？索洛乌欣说过：长篇小说是复杂的建筑群，它不是塔楼，不是教堂，而是宫殿，它应有尽有：塔楼、教堂、家庭剧院、各式各样的室内装修、回廊、穿廊式房间、冬季花园、金碧辉煌的大厅、地下室、秘密的地下通道，它可以通向荒芜花园的僻静角落，乃至河畔或者附近的山谷。^③索洛乌欣这一精妙的比喻实在道出了长篇小说的复杂结构，以及长篇小说创作的不易与艰辛。不错，长篇小说是宫殿，它巍峨高耸，结构复杂，所以，创作它就不仅仅需要激情，不仅仅需要体力，它更需要设计，更需要智慧和思想。在我看来，长篇小说家首先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一个长篇小说家，如果他没有思想的深度绝对成为不了一个优秀的乃至于杰出的长篇小说家，如果他硬要创作长篇小说，那么，他的长篇终究只能陷入虚无与浅薄。对于吴尔芬来说，信仰之光的照耀，使他能用属灵的眼光来打量和分析这个世界。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个灵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就是圣灵。所以，毫无疑问地，《九号房》将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回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括我们时代的人性本身的存在状况。

关于“罪”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性的善与恶是各执一词的。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至今没有一个真理的定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几千年来没有一个真理的结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谶讳，它所寓示出来的正是传统文化在真理面前的骑墙态度。在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缺陷，那就是缺乏一个绝对真实的有位格的“神”。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面，一切都是相对的。反映在政治方面，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反映在文学方面，就是因果报应和大团圆的结局。

《圣经》本是以色列人的经典。基督教产生后，传到西方，却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甚至在中世纪，由教会强迫实现的宗教统一（也）从未造就一个真正东方型的神权政治，因为它包含着精神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之间的二元化，它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个内在对立并且是批判的不尽源泉。^④基督信仰最基本的立场是确立上帝与人的关系。上帝是创造者，而人是被造者。当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因配偶夏娃受蛇的引诱而堕落后，这个罪就与人类永远联结在一起。所以在西方有“原罪说”。所谓的原罪，就是与生俱来的罪。这个“罪”根深蒂固之极，甚至于一个人皈依了基督之后，仍然有可能会犯罪。罪的诱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正因为这样，关于罪者的文学在西方可以说绵绵不绝。人在罪中挣扎、煎熬，是沉沦还是上升，是堕落还是救赎，是皈依还是逃离，构成了一道道辉煌的文学景观。因此才有《红字》、《巴黎圣母院》、《复活》、《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谢尔盖神甫》这样杰出的震憾人心的描写罪人的文学。

所以，论到当代中国文学，北村的出现是极其重要的。他在1994年后的大部分创作涉及到重负与神恩的隆重话题，基督信仰的救赎力量在北村小说里面，可以说得到了强力的表现。如果说北村的小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只用心在于救赎的力量与奇迹，而忽视了一个基督徒也有可能会软弱，有可能再犯罪。基督信仰与文学的关系到北村是一个里程碑，他是否愿意继续深入下去得看北村日后的创作走向。

吴尔芬是北村所激赏的福建小说家。吴尔芬深知一个人意志的脆弱，他几十年扎根底层、扎根基层的生活阅历使他更清楚地知道生存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我相信日后的吴尔芬也许会首先创作出这样的软弱的人的文学。《九号房》还不是这样的创作，但《九号房》描写的主要环境是号房，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罪犯，这样的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很罕见的。所以，我说它很独特。也很难套用一个什么文学理论来简单地阐释它。它有侦探小说的环环相扣的悬念因素，看起来很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它又像一部犯罪心理小说，它里面有一个主要人物叫九爷（即柳天久），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

九爷是九号房里的奇人。这个人在九号房中地位奇特，他仿佛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对九号房内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直到小说的第21节，作者才写了九爷的身世和他因杀父而进九号房的经过。读者本来完全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一节的内容来作出对这个人的评判。但为了本文的分析方便，我还是先简要地概述九爷这个人的大概情况。

九爷，也就是柳天久，在九岁那年他父亲柳大志所在的花炮厂发生爆炸，柳大志因此双目失明。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柳天久的母亲就要进城，柳天久也要到县城小学读书。为了能弄个农转非名额，柳天久的母亲张玉琴委身于公安局户籍科长梅健民。张玉琴农转非进城后，在啤酒厂做洗瓶工，柳天久也进了县城劳动小学读书。如果不是13岁那年柳天久看到母亲与梅健民幽会的一幕，孤僻的柳天久或许还可以寂寞地成长。但这一幕无疑使柳天久的内心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地成熟起来。后来柳天久读了职业中学，毕业后进了殡仪馆工作。他的母亲张玉琴为了能使他进啤酒厂，又托梅健民请副厂长吃饭。但副厂长也不是个好东西，柳天久积聚了多年的对于母亲用肉体交换得来的生存条件、对于父亲居然能忍受妻子在眼皮底下（尽管他双目失明）与其他男人发生性交易的愤怒终于得以暴发。于是柳天久终于采取了行动，那就是杀死自己的父亲。小说在描写柳天久杀死他父亲柳大志时写得精炼而又残酷。

关于九爷的过去，关于他杀人的因果，本来都可以大书特书，但作者吴尔芬处理得相当简炼，我想这与吴尔芬所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因为作者主要不是写柳天久为什么要杀父，尽管这一点对于小说本身显得极其重要，但小说的这一节在整部小说中仍然写得相当精彩，它又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部分中，小说还写了柳天久在职业中学读书时精心阅读犯罪心理和法律方面的书籍，在他研究过的杀人犯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埃德蒙"埃米尔"肯佩尔三世，这个人的智力、体貌和罪行之残暴，以及犯罪的原因、效果和扭曲的心理都给柳天久很大的启发。

在柳天久杀父这个情节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伦理矛盾。或许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说明了人的本能（里比多）是无所禁忌的，也就是：在一个男性的潜意识中，隐藏着妒忌他的父亲，深爱自己母亲的倾向。这种潜意识的本能力量如果得不到升华（比如转向艺术、文学、哲学等等），就会走向反面，这个男孩就会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但是，我要说的是，九爷的情况比“俄狄浦斯情结”所揭示的更为复杂。因为九爷所热爱的母亲已不值得他热爱，那个圣洁的母亲的形象已经不存在了。按照精神分析理论，九爷无疑经历了一场潜意识的失恋事件。而他潜意识中所妒忌的父亲，也并非那么神圣、高大、而不可侵犯。因为“妒忌”这种情感表明妒忌者所妒忌的对象通常是一个比他更有力量、更有权威的人，在妒忌的强烈情感后面，妒忌者往往对他所妒忌的对象表现出服从与敬畏的情感。就像一个男孩子，他潜意识中妒忌父亲，但在正常的父子关系中，他又不能不服从父亲。所谓“严父慈母”，即暗含此中意味。所以，在柳天久和他父母的关系中，就变得非常复杂。按照通常的逻辑，柳天久应该先杀死母亲和她的情人梅健民。然后才杀死父亲。他之所以首先杀死他的父亲，也许是因为杀死父亲更容易，因为他的父亲双目失明。在杀死父亲前，他又首先在心理上先羞辱父亲，使之放弃反抗。而在柳天久心里，这个母亲虽然已不值得他爱，但她毕竟牺牲自己的尊严和身体为他谋取读书和工作的方便。所以，柳天久没有先杀他的母亲。但这并不意味着柳天久没有杀死他母亲的想法。

小说里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当柳天久杀死父亲后，母亲张玉琴对他说杀人是要偿命的，柳天久认为自已没有杀死父亲，只不过帮父亲去死而已。张玉琴说：“你帮他死就等于要他死。”柳天久这样回答母亲：“我不但要他（指父亲）死，还要贵人（指梅健民）死，还要你死。”（括号中的内容为引者所加。）所以，柳天久还是要杀他的母亲的，只是他不是直接地杀她。柳天久心里明白，只要他的父亲死了，梅健民死了，他的母亲也没有法子再活下去了。

而且，在九爷的心目中，也许真正的杀父者不是他自己，而是梅健民。正因为此，九爷才利用梅小如实现他的“完美杀人计划”──就是要杀死梅健民。梅小如在九号房的出现就给九爷实施这个杀人计划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所以，在小说的开头，当九爷知道梅小如的父亲就是梅健民时，九爷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梅健民的儿子跟我关在一起？老天爷哪，一定是你对我的恩赐。”因此，九爷才会“帮助”小如当上牢头。又协助小如通过“帮主”（解小飞）掌握了害死闵所长的真凶不是他的父亲梅健民，而是副所长王苟的真相。有意思的是，梅小如到小说结尾才恍然大悟似地明白自己被九爷利用了，这是《九号房》整个叙事中最精妙的地方，吴尔芬大概是强压住自己才作出这样的描写。大多数作家都会忍不住早早地交待一切因果，但《九号房》在处理九爷和梅小如这两个人物关系时处理得相当的节制。这个“完美杀人计划”是九爷精心导演的，梅小如就是在九爷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地陷入九爷的杀人计划中，成为不自觉的杀父者。当梅健民知道他儿子越狱为他复仇时，他终于自杀了。而梅小如以为自己在九爷的帮助下掌握了父亲被冤枉的证据，以为自己能拯救父亲，却不料成为促成他父亲自杀的“凶手”。

九爷和小如，这两个“杀父者”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这使得《九号房》始终被九爷的复仇和雪耻计划贯穿着，形成《九号房》鲜明的悬疑小说的特点。

著名作家马原在他的一个谈小说创作的文章中说过，死亡──是创作里的永恒主题。死亡主题之表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神秘魅力，一个是刺激。但是，死亡主题之所以永恒，还有更根本的原因，这都是人类的生存困境。马原认为，人活在世上困境很多，诸如饥饿、灾难、失业、失恋，以及种种不安定感。而“文学本身就是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过程，这是人们的一种内在需要。那么在人类的诸多困境之中，死亡是最严重的困境，而且绕不过去。”他认为，杀人是人类死亡主题的一种演出方式。杀人题材不过是生命中一次体面的谢幕，有时带点庄严，带点悲壮。因此杀人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是作家们一用再用的题材。在这个文章中，马原列举了很多与杀人有关的作品，比如《人性的证明》（森村诚一）、《误会》（加缪）、《刽子手之歌》（梅勒）、《美国的悲剧》（德莱塞）、《杀人者》（海明威）、《等待》（博尔赫斯）等等，马原认为他自已写过一个不错的小说《旧死》，可以填补小说史上母杀子题材的空白，他认为写儿子杀父亲写得最好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⑤

杀人也是《九号房》的主题，柳天久大概算是一个谋杀者，他杀死父亲其实是没费太大的力气的，虽然这里有很强的伦理矛盾，但对于像柳天久这样一个从小就有心灵创伤的人来说，基本上还是符合逻辑的。他利用梅小如实行的完美杀人计划才是他杀人的精心策划之作。至于他母亲的结局，小说虽然没有说，但是，对张玉琴来说，丈夫死了，梅健民又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除了九爷和小如，《九号房》里写到的“罪”人还有牢头（章落尘）、交通（汤园）、帮主（解小飞）、独眼（吕崇军）、小鸟（马大为）、新娘（赵新良）等等。他们都因这样那样的犯罪行为（比如嫖娼、偷窃、强奸、抢劫等等）而来到九号房。《九号房》除了描写九爷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外，主要就写了这些罪犯在九号房里的种种争斗。这里面有肉体的折磨、也有意志乃至心灵的对抗。从中也暴露了在普通人心目中很神秘的看守所内幕。作者以相当部分的笔力着眼于这些人在狱中的种种邪恶的表现，比如折磨与自己一样的犯人、争夺牢头地位，乃至于鸡奸等丑陋的行为。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人类生存境遇的邪恶、丑陋。即使在号房这样的地方，人也充满了争斗与罪恶。这样看来，“号房”就有了寓言的力量。“号房”这个生存符号本来就相当的逼仄、狭小，它当然不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的生存地域，但这个生存符号就像北村小说《愤怒》里李百义的故乡（一个自然村）和他打工的城市一样是罪恶的场所，欲望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