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张汉林先生一篇文章谈如何理解《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章（《孔子“问人不问马”故事的教学解读》，刊于《历史教学》 2016年第2期第7-9页，第20页；2016年8月5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以下省称“张文”。），拜读之下，殊多困惑，兹略加董理，拟就教于张汉林先生。

一  关于“问人不问马”的学术史梳理

张文主要的问题是，讨论《论语》的方式。按一般来说，讨论《论语》无非以下几种角度，一，版本校勘与考证；二，参考考古出土文献；三，历代注家的学术史；四，利用数据库的旁证研究，包括词法句法等；五，思想史梳理；六，《论语》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史解读。总之，通过文本考订、语意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表面矛盾的逻辑解消等等，紧扣义理的准确性，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的意思或意向。

这里暂从学术史角度开始谈。

张文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论语·乡党》篇“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章从郑玄何晏直到当今学界成果的清晰的学术脉络，引用诸家观点的方式也有疑问。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章仅12字，从“厩”的归属、“伤人乎”“伤人乎不”“伤人乎？否。”的释读断句之争，“不问马”的含义，以及这一章的章旨，历代都有争议，甚至包括这一章究竟算不算独立的一章。

张文云：《经典释文》认为，除“乎”字下绝句，还有一种可能：“一读至不字绝句”。即：“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清武亿则主张这样断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第7页）

张汉林先生对这一条陆德明记录的“一读”很有兴趣，置顶了。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四《论语音义》原文如下：“‘曰伤人乎’，绝句。一读至‘不’字绝句。”（第35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所谓“一读”云云，本来意思是，这一章的正确读法，是在“曰：伤人乎”下断句。此外还有一种句读，是在“不”字断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一段里，张汉林先生这“认为”两个字用的实在欠斟酌。《经典释文》一书，陆德明提供《周易》等十四种经典的反切或直音、词语释义、句读，并保存了不同的读音、释义和句读，这是《经典释文》的特点，也是其文献价值的重要体现。这里的“一读”就是陆德明保留异说的证据。所以，张文“《经典释文》认为”的表达措辞不当，不理解《经典释文》的表达方式及其价值。这“一读”本意并非另一种“还有”的可能，而是陆德明并不采纳的意见。在陆德明看来，主流的读法依然是“伤人乎？不问马。”只是陆先生继承了注家保留异说的传统，对自己并不赞同的意见，并不轻易抹煞，而是存以备考，在“曰伤人乎”下注明“绝句”，表示这里句读，然后标明“一读至‘不’字绝句”。张文将陆德明《经典释文》保留的歧见等同于陆德明本人的学术主张，不是不准确，是错误。

陆德明《释文》附记“一读”的读法，后有唐人李涪《刊误》的记述做佐证。《刊误》卷下“厩焚”条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云：重人而贱畜也。其下曰‘不问马’，是门弟子叹重夫子之言。或有论者曰：伤人乎否？问马。言先问人，後问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纪述？本以不问马，惟问人，弟子慕圣人推心足以垂范，且‘伤人乎’即是问之之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181页。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整理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712页误将“李涪”排作“李冶”；中华书局，2014年第2版第919页沿之未改，应予纠正。华北编译馆1943年版第618页原文不误。）有人把《刊误》提到的“伤人乎否”当成李涪的主张，应该是误读，这里“伤人乎否”也是“或有论者曰”，并非李涪本人意见。李涪的判断很明确：先问人而後问马乃人之常情，“何足纪述”？

张汉林先生第6页注6提到王定康《论语“问人不问马”标点商兑》（《陇东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说“王定康还反问了一个有力的问题：如果是既问人又问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记述？”拜托读一下上引李涪《刊误》“（略）先问人後问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纪述？”明明是唐朝李涪之语，如何被张汉林先生认定为王定康之问？张先生这点赞点的可真不是地方。

按，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三“厩焚”章，对陆德明所引“一读”异说持明确的批评态度，顺带解释了“一读”的扬雄证据：“《释文》‘伤人乎绝句。一读至不字绝句。’此误读‘不’为‘否’也。扬雄《太仆箴》‘厩焚问人，仲尼深醜’，以问人为醜，则不徒问人，此即《释文》‘一读’之义。”（《正义》点校本，第422页，中华书局，1990）刘宝楠不仅对“一读至不字绝句”明确反对，还借助扬雄的说法解释“一读”的意义，读‘不’为‘否’乃‘误读’则是其核心观点。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说：“仲尼仁人，岂有以问人为醜之理？扬雄误解《论语》可谓深矣。”（第9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在反对“一读”的同时，黄先生直斥扬雄误读《论语》。《论语汇校集释》又说：“不字属上读否则上下语皆不顺。此歪说，不可从。”（第9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刘宝楠、黄怀信代表了批评“一读”的意见，迄今仍属《论语》解读的主流意见。（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则云：“醜：类。人与马，非同类，问人不问马，所以重其类也。”（第372页，《太仆箴》注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张震泽说与刘宝楠等不同，认为“仲尼深醜”是肯定“问人不问马”的意思。）又如近人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认为：“至云一读‘不’字上属为句，尤非。”（余国庆点校，黄山书社，1994，第174-175页）陈大齐《论语辑释》以为“好异者又欲以“伤人乎否”为句，未始不因王弼之说，指马为路马，而撰此解也。”（周春健校订本，第138页，华夏出版社，2010）等等。

清人武亿“伤人乎？否。问马”之说，见氏著《经读考异》卷七《论语》“伤人乎不问马”条：“亿案，近读从‘乎’字绝句，《释文》云：‘伤人乎’绝句，一读自‘不’字绝句。证之扬雄《太仆箴》：‘焚厩问人，仲尼深醜。’《箴》言问人为醜，则不徒问人矣。汉时近古，授读必有所自，是‘不’宜作一读，‘问马’又作一读。依文推义，尤于圣人仁民爱物，义得两尽。从古读为正。”（《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华东师大藏清乾隆五十四年小石山房刻本，第173册第144-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武亿以扬雄《太仆箴》为主要证据支撑，靠的是“汉时近古，授读必有所自”道理的想象反推，没有新的证明。所谓“近读”，实际是流传已久的句读。武亿拿“近读”“古读”为标准划分句读，多少有点牵强。因为“伤人乎？不问马”一直是主流的读法，从陆德明之前的何晏、皇侃，但陆德明，直到清朝，到民国，到如今，大体如此，并非“近读”如是，乃一贯如此。这也是“古读”。可以说，“问人不问马”的主流解说地位从未改变。

武亿主张的“不”字独立为句的意见，更早的说法，也出自唐朝，见李匡乂《资暇集》卷上“问马”条：“伤人乎不问马,今亦为韩文公读‘不’为‘否’，言仁者圣之亚，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後问。然而‘乎’字下岂更有助词？斯亦曲矣，况又非韩公所训。按陆氏《释文》已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以‘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问马，又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147-148页。文泱按，《资暇集》此说颇为费解，今姑置不论。）。可知唐人李匡乂引用的韩文公说法乃武亿所本，而并非武亿首创，武氏亦借扬雄“仲尼深醜”说以立论而已。

肯定李匡乂所引韩文公、武亿等这一类意见的，如清黄式三《论语后案》说：“据陆氏《释文》，以不字绝句；申之者谓‘乎’字略读，‘不’字句。子问人之伤与抑不与，而后问马，义固通。今所用‘否’字，古用‘不’字也。”（张涅、韩岚点校，第286-287页，凤凰出版社，2008）民国程树德《论语集释》以为，“若从武亿之说，以‘不’字为一句，则此疑涣然冰释矣。”“此节本当以武亿之说为正解。”（《集释》卷二一《乡党》下，第922页，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第2版。）李泽厚《论语今读》说：“有注家句读为‘伤人乎？否。问马’。即问伤人后，如没有，再问马。此解聪明。人说此乃佛家影响，未必然，儒家自可由人及物。”（第28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

可以说，主流的《论语》解读并未遵从李匡乂引韩文公说、武亿代表的意见，连主动列举李（韩）、武之说的也属少数。不信你去翻新出的各种《论语》读本。虽时不时有人提起武亿，但其说并未占据正统地位。武亿之说，乃《论语》“问人不问马”诠释史上再一次脱困的努力；其说还不足以取代前人的主流解说。近年如李泽厚、李零诸先生一再提到武亿、李匡乂的观点，并非新意，只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问人不问马”的诠释还在原地踏步。（较早的讨论，参蒋绍愚《<论语>的阅读和理解》，见《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第300-302页，商务印书馆，2012；原题《读论语札记》，初刊于《中国语言学》2010年7月。）

张汉林先生列举第二种看法认为，“不”字应该理解成“后”。比此处应作如是如马志林主张“不”字应理解为“后”，如“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张先生还提到了台湾学者李敖也持这种观点。（张文提及李敖，未言出处，疑似从李零或马志林转引。在优酷网搜《李敖语妙天下》，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2009年3月4日节目如是说。）

张文提到马志林先生的主张，见《论语二则辨绎》，刊于《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1期。据我所知，以“不”释“後”的，主要是王叔岷先生《古籍虚字广义》（中华书局，2007，第137-138页“後犹不也”条），马文参考文献及正文均未提及王叔岷，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得而知。张文也没有提及王叔岷，应该就是根本不知道了，他更不会知道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已经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考辨。（杨逢彬分别讨论了“伤人乎不”、“不”单独为句以及“不”作“後”解诸说不能成立的理由，分别见第200-201页、第201页、第185-187页，《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既然马志林、张汉林诸先生都承认以“不”释“後”缺乏训诂学证据，所以，此说应该还没有形成学术讨论的基本前提，完全可以置之不论。

第三种，终于轮到了朱熹。张文云：在朱熹看来，孔子既爱人也爱马。之所以不问马，理由有二：一，无暇问；二，贵人贱畜。

“贵人贱畜”怎么会成了朱熹的意见呢？

“重人贱畜”说，屡见与历代《论语》注说，如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之语，此后皇侃、邢昺、朱熹，以及后来清人刘宝楠、简朝亮等均沿袭之，这是解说“问人不问马”的主流意见，朱熹这里也只是袭用前人成说而已。“无暇”，朱子原话是“未暇”，两者程度有别，并非可以同义互换的词。朱熹《论语集注》原文是：“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点校本，第121页，中华书局，1983）“未暇”也不是一条足以与“贵人贱畜”并列的理由。朱熹添加进注解里面的新东西，是“理当如此”的“理”。（金良年先生《论语译注》本章“段意”：“此章体现了孔子‘贵人贱畜’的态度，也是理当如此。”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这一“段意”的“理当如此”究竟是参考了朱熹《集注》呢？还是金先生就随口一说恰巧与朱子暗合呢？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一处失败的译解。）

所以简单概括说来，张文这一小节的问题至少有五个：

（1）把朱熹因袭前人成说的意见当作朱熹的创见特地提出，忽略了一千年的学术史。

    严格说起来，“贵人贱畜”原作“重人贱畜”;而“重人贱畜”的说法并非始自郑玄，乃见于西汉成书的《盐铁论》。《盐铁论·刑德》云：“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十，第567页，中华书局，1992）我们在习惯性地引用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何晏等《论语集解》转引东汉郑玄“重人贱畜”之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盐铁论》的成书要早于《论语集解》三百年以上；其引证价值远在《论语集解》之上。虽然“重人贱畜”说出于《盐铁论》这一点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初版于1955，科学出版社。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早已提示，但谈《论语》的人常常颠倒主次，忽略时间顺序。马志林的文章引了《盐铁论》，张汉林先生没有给予足够注意。

（2）改“未暇”为“无暇”，并将“无暇”当作与“贵人贱畜”并列的的主要观点，擅改原文，并曲解原文。

（3）朱熹的“理”恰好可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四书辨疑》：未暇问，乃是心欲问而无暇以及之也。理当如此，确是理不当问也。一说而分两意，理皆不通。问人之言止是“伤人乎”三字而已，言讫问马，有何未暇？虽曰贵人贱畜，马亦有生之物，焚烧之苦，亦当愍之。今曰“贵人贱畜，理当如此”，其实岂有如此之理？《论语集释》921页引）。

（4）这一节到朱熹结束，并没有给出传统解说的主流意见与其他说法的关系，并列三种说法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不明白。张文本来的内在逻辑似乎应该是说，“问人不问马”的传统读法遭遇瓶颈，所以寻求突破，所以才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一读”、有武亿的“不”字独立为句、马志林的以“后”解“不”，还有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说，现在的问题时，朱熹并没有突破在他那个时代的传统读法啊，他只是加了一个“理”的解释，咱们的张老师还恰好弃之不顾。这到底是怎么着了就绕回到朱熹的呢？为什么要回到朱熹呢？原来是从哪里出发的呢？这是张先生讨论“问人不问马”读法一节带来的困惑之四。

朱熹短短24字的注文，经张汉林先生一番拆解，遂寥落不堪读矣。

也许这时可以参考一下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

竹添光鸿说：厩焚，家人及邻里救火者，必焦额烂肤者有之，故曰：“伤人乎，不问马。”非不问也，只是初闻厩焚之时，独问人而不及马，迥出常情之外。仁心之缓急，必然如此，有非安排用意所为者。此门人所以谨记之也。家人何不告马乎？孔子何不遂问马乎？若斟酌于“贵人贱畜”，何异说梦？（《论语会笺》，第687页，凤凰出版社影印本，2012）

（5）在前面第一种意见的讲述中，张先生还有一个计算错误，就是陆德明补述的“一读”与武亿的读法，其实是两种意见，并非一种。张先生将其并列，并算成一种，有意无意间给读者制造了一个初级的计算困难。这也是让人困惑之处，文科生的数学如此之差。

    程树德《论语集释》一书，“陆氏后一读不可从”（中华书局2014年2版920页）与“若从武亿之说，以‘不’字为一句，则此疑涣然冰释矣”（第922页），是并存的观点，不容混淆。这一点该提醒张先生注意一下。

    这实际是两种意见的所谓第一种读法，确实容易读错。比如郭晓东点校《戴氏注论语小疏》，戴氏明明讲了“不读曰否”，郭晓东在正文的断句还是漏掉了“不”下理应有的句号：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第16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据文意，按说“不，读曰否”，则“不”应独立为句。即：“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不可能在“不”读“否”的前提下，读作标作“不问马”。

梳理学术史这一节，无疑应是张文的资料主体与逻辑基础，由此在新的特定语境里生成张先生解说“问人不问马”的学术需求和理论条件，可惜看不清楚作者安排“三种读法”写作结构的意图与逻辑。而张氏所列“三种读法”下的解释，几乎每一种讲的都有点问题，这是最奇葩的。三种说法讲的都不到位；不明确这一节的主题；又没有结论，显得相当混乱。处理文献的能力，令人生疑。总之张文试图表达的是，过往诸说皆不圆满，只有静候张先生粉墨登场了。

我理解，张文提到各家注解的范围大体不出李零《丧家狗》、马志林《论语二则辨绎》等数篇论文。因为阅读面过于狭隘，对于《论语》的基本学术史并不熟悉，古文的阅读与驾驭能力不足，材料的涉猎太少，捉襟见肘，所以讲不出条理。

张文所谈奴隶价格的话题，属举例不当。张文从《史记·管晏列传》：“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推断出当时孔子的时代，用一匹马可以换一个奴仆。“在当时，用一匹马可以换一个奴仆。十余匹马，就相当于十余个奴仆。当火灾发生时，仁义的孔子关心人，而不是作为贵重财产的马，这当然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不知不觉中，张先生就把“问人不问马”的“人”转换成“奴仆”；而“用一匹马可以换一个奴仆”的越石父个案，立即可以推导出“十余匹马，就相当于十余个奴仆”的平均价格，而替孔子养马的人，人人都有越石父的身价，这是什么想象力？话题的转换，实在有些突兀。其间的逻辑跳跃，真非我等所能明白。不要忘了《礼记·杂记》“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及《家语》“乡人有自为火来者”，这些“乡人”怎么就被张先生归入“奴仆”的了呢？包括孔子什么时候成了奴隶解放主义或奴隶平等主义者，还望张先生开示。《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可见“在缧绁中”与张先生的“十馀个奴仆”，还是有区别有距离的。《史记·晏子传》越石父的例子，是个案，不是奴隶的正常价格；甚至还不如五羖大夫之类的例子可信、可据。

《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章，几部古籍里还有类似记载。

《礼记·杂记下》：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礼记注疏》卷四三，第752-753页，艺文版《十三经注疏》）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贡问：“敢问何也？”孔子曰：“其来者，亦相弔之道也。吾为有司，故拜之。”（王国轩、王秀梅译注本《孔子家语》，第498页，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2011）

皇侃《论语义疏》卷五：“厩，养马之处也。焚，烧也。孔子家养马处被烧也。”“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还家也。《少仪》云朝廷曰退也。”“从朝还退，见厩遭火。厩是养马处，而孔子不问伤马，惟问人之乎，是重人贱马，故云不问马也。王弼曰：孔子时为鲁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处。不问马者，矫时重马者也。”（《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第3册第98页，中华书局，1999；高尚榘点校本《论语义疏》，第254页，中华书局，2013。）

《经典释文》卷二四《论语音义》：“厩：久又反，天子家厩也。王弼云：公厩也。”（第35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宋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乡党》：厩焚，谓孔子家厩被火也。孔子罢朝退归，承告而问曰：厩焚之时，得无伤人乎？不问伤马与否。是其重人贱畜之意。不问马一句，记者之言也。（第90页，艺文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清人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卷五：“夫马厩而火，乃遽问人，异乎常人以马厩则遽问马也，其记者善形容圣人者乎！”赵友林、唐明贵校注本，第6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国厩”“家厩”之争，就由此诸条而起。大致看来，《礼记·杂记》言“厩焚”，与《论语·乡党》同。《孔子家语》明言“国厩焚”。皇侃《义疏》及陆德明《释文》引王弼说，“孔子时为鲁司寇”，“厩”为“公厩”。皇侃则主张此为“孔子家养马处被烧”。邢昺《注疏》沿袭皇侃说。

清人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五《宫室错》“厩焚”条以为：厩有国厩、家厩之分。据云非不爱马，又云未暇问之，则似己马当惜，初虽未暇问，而终当问者，明视为家厩马矣。考《家语》《杂记》皆载厩焚一事，有乡人来弔，而孔子拜之。此傅会《论语》文而增加其说，皆不足信者。然《家语》明云：“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而《杂记》不明指何厩，祗孔氏《正义》有“孔子马厩”一语，遂分作两厩。顾予谓国厩是而家厩非者，经明云“不问马”三字，斩然并非初未问而终当问者。且夫子未必有家厩也。《周礼》“校人掌马政”，合三乘、三皁、六繫诸马舍而始成一厩，故国厩计闲约马有千数百匹。而家厩则祗据食采，而以地增减，即《大学》所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惟世爵命卿始有厩马，若士初试为大夫，则三马、四马，备乘而止，故《大学》曰“畜马乘”，为所畜之马祗车乘耳。即或受命大夫，得进三命，可备三副车，亦一皁而止。盖四马为乘，三马为皁，四乘之马，不及二皁。是夫子始仕，但畜马乘，二皁尚不足，何有于厩？乃俗儒强解事。又谓国厩、路马，岂当不问？则路马，路车之马，祗六马之一；若其馀厩马，别有戎马、田马诸给役之马，未必贵于圉师、仆夫诸人。而以“不问马”为家厩之证，疏矣！况《杂记》《家语》虽俱不可信，而“国厩”有明文，“家厩”无明文，则宁取有文者耳。（第105-106页，胡春丽点校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毛奇龄的分析大概包括这几层：（1）《家语》《杂记》均傅会《论语》，不足信。（2）国厩是，家厩非。（3）《论语》明言“不问马”，可以确定并无初未问而终当问之意，不可证“家厩”之说。（4）孔子未必有家厩。（5）退而言之，国厩则路马岂应不问？（6）宁取有文之说，以“厩”为“国厩”。（7）核心意见是批评朱熹《集注》之误，如未暇问为终当问，明视为家厩马也。毛氏攻击朱熹不遗馀力，但忽略王弼注，及《家语》傅会《论语》，故不足信，而“国厩”“有文”则可信的论证逻辑，都有疑问。

程树德《论语集释》云：“厩焚事，据《家语》为公厩，据《杂记》及此章“退朝”之文为家厩。然公厩则《春秋》宜书，今不书，知当为孔子之家厩。钱坫、陈鳣、刘宝楠并从郑说，王肃据《盐铁论》篡改《礼记》，以与郑氏相难，不足信也。”（程俊英等整理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2版，第921页。刘宝楠《论语正义》从郑注、《杂记》、《春秋》书法例三角度论证应为家厩，第422-423页，中华书局，1990）程说较为简洁允当，今人多从之。

此争论貌似与“问人不问马”无关，实际却涉及马的等级所有及使用权，对“问马”的解释有直接关联，既然要讨论“问人不问马”，是不容回避的。考虑到张文的篇幅和容量，不在此展开也是可以理解的。

《论语》这一章原文文字过于简约，看不出太多确定的东西，多年来东拉西扯的讨论，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总之，带着前面提到的诸多困惑，我们结束关于张文这一节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