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喝酒是大异其趣的。我是北方人，从1960年前后记事时开始，我们这里喝酒就是只喝白酒。这里回忆的，也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喝酒有关的趣事。

那时村里卖酒的只有一个代销店，代销店里只有一位代销员。他的酒只能从供销社里进货。卖的都是60度的白酒，有用谷糠做的，有用地瓜干做的。谷糠做的可以喝出糠味儿，地瓜干做的就只能是地瓜味儿了。一般来说，假是不会假的，但兑水多少也很难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总不至于太过分就是了。糠酒不多见，卖的主要是地瓜干酒。那时的地瓜干白酒每斤售价八毛钱，如果拿地瓜干去换，三斤地瓜干再加两毛钱就可以了，相对便宜些。所以村里人打酒大都是拿地瓜干去换。但当时谁家地瓜干也不富裕，并不能换下多少。往往是家里来了客人，才去拿着酒壶换一壶酒。喝酒时用那种极小的杯子，慢慢地抿，主人要尽量让着客人多喝一点儿，自己一小杯酒陪到底是常有的事。也有那好喝酒的上了酒瘾，跑到代销店里，花上一两毛钱，要上一茶碗酒，一两口喝下去，然后捂着口鼻（因为怕跑掉了酒味）匆匆走去的。酒友们见面，最常说的话是：“什么时候喝二两？”那时说的“二两”，指的还是过去每斤十六两的老秤，实际只有一两多一点儿，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开怀畅饮的。能一次打下几斤酒放在家里、想啥时候喝就啥时候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的人，全村找不出一两家来。当时，如果有人给大队书记送礼，拿上两瓶原装白酒或者五斤一桶的散装白酒，就算是很要面子的了。

但这样的地瓜干酒也不是随时可以买到。因为做酒要耗费粮食，那时粮食紧张，地瓜干又是农民的主粮，所以政府对造酒实行严格限制。所有的私营酒作坊早就关闭了，县里唯一一家国营的酒厂也不正常生产。毕竟吃饭是第一位的，不喝酒不会饿死人。往往如果代销店里买不到酒了，到供销社也买不到了。有时来了重要的客人，为了借一点白酒，要跑大半个村子。

我所知道的全村唯一能天天喝酒的是村里的一个“五保户”张爷爷。张爷爷身材十分瘦小，但不是侏儒。他住在路口拐角处一个小房子里。他老伴死得早，闺女早就出嫁了。那闺女很孝顺，年景好些的时候每个月给他送一斤白酒、五个鸡蛋。老头儿很会享受。他每顿都要喝一杯酒，是钮扣那么大的最小的杯子；每五天吃一个鸡蛋。当时我很怀疑五天一个鸡蛋怎么吃法？后来才知道：他是把鸡蛋醃成咸蛋，吃的时候用筷子把咸蛋捅开一个小口儿，拿筷子在里面沾上一下，放在嘴里漱一漱，再抿一小口儿酒。有时五天过去，一个鸡蛋还没吃完，已经臭了，这才舍得把剩下的一次吃完。老头儿就这样过着他的滋润日子，一直活到八十岁。

村里还有一个经常喝红脸的人，也姓张。每天午饭后，人家见他都是脸红扑扑的，便问：“爷们儿，又喝了二两么？”他便煞有介事地回答：“是啊，不喝两杯怎么下饭呢？”实际上，他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之一。不要说下酒菜，连吃的粮食也没有了，只能靠喝稀粥度日。可他爱喝酒，又很虚荣。为了面子，每天还要喝一小杯酒。他的喝法自然与众不同。是先把酒酾得热热的，一口下去，再喝上一碗热粥，脸便腾地红了，接着到门口走一圈，张扬一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猫腻，一时传为笑谈。

虽然酒很稀罕，但那时的男人们好像谁都会喝酒，而且酒量也都不小，都在梦想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

那时的生产队干部们自然也馋酒。可是没有正当理由队里是不能公款吃喝的。所以他们很希望谁家来了客人请他去陪客。可是，不少社员家虽然来了客，但因为手头拮据，准备的酒菜都很有限，并不敢轻易叫干部们来陪客。他们喝起酒来，不喝足是不行的。可要他们喝足，开支就肯定要超过预算。但是家里来了客，油锅毕竟是要动的，在大家平时普遍不动油锅的情况下，谁家一动油锅，不管是用的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棉种油，香味儿就显得特别地浓，在大街上也能闻见。因此家里来了客，想要瞒住人也很难。有的队长闻到了香味儿，就跑到他家去，装作安排什么事儿。这时，主人就不得不留他陪客了。

当然，如果是社员家里有事需要请干部们帮忙的话，还是愿意叫干部们陪客的。因为比起单独设场请干部们喝酒来，还是要划算得多。

那时，没有客，专门置办酒场请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的，也有一些。因为那时各种权力都集中在大队或生产队里。社员家里遇到大一些的事，例如划宅基地啦、儿子要当兵啦、想让儿子外出当个临时工跑个东北混个媳妇啦，有的就会请队干部们喝酒。不请酒当然也行，但总不如在酒桌上好说话。办这样一个酒场大约要花七八块钱左右，还要提前好几天准备才行，因为那时大家都穷，物资又极度匮乏，有的需要借钱，有的虽然不用借钱，但因物质匮乏，酒菜也不是随时拿钱可以买到的。也有的虽然办了酒场，但因为比较吝啬，或者确实没钱，酒菜准备得很不充足。这种情况下，主人斟酒时往往把酒壶高高举起，斟在酒壶里的酒却只有小半杯。看到这种情况，有的干部就会开玩笑，问：“家里有小锯儿么？”主人问要锯做什么？那干部就说：“这酒杯上面大半截没有用，不如锯了去。”主人自然尴尬，只好把酒斟满了。但再斟下一杯时，又很少了。不仅酒少，买的肉也少，为了让每人能吃到一片，做菜时就把每片肉都切得飞薄，这时也会有人开玩笑。主人夹着一片肉让着每一位客人：“吃啊吃啊，看这肉多肥！”那干部就说：“我不敢吃。”“不敢？怕什么？”大家也觉意外。那干部绷住脸不笑，慢吞吞地说：“你这肉比刀刃还薄，我怕割破了嘴。”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哗地一声都笑起来，主人也便尴尬地陪笑。不过说笑终归是说笑，社员们提出的事儿干部们一般还是要给办的。当时批评干部们贪图吃喝、不坚持原则，有一则这样的顺口溜：“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办过之后，有的干部还要对请客的人做一番评论：谁家的菜做得口味好、在谁家喝酒不尽兴。对那酒菜都很不足的，就会说：那人忒细（吝啬），细得腚里插不进根猪鬃去。

后来，大约是1973年开始，生产有所恢复。在农村，白酒虽然还是地瓜干酒为主，但却比较容易买到了。从此，酒鬼们开始偶尔有了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的机会。记得那时每到春节过后，下午串亲戚回来，经常可以看到醉倒在路边的人。好在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车辆，所以极少会发生车祸危及生命。但因醉酒造成恶果的例子也有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县棉麻公司的老张。我和他接触时，他喝酒很有节制。过后我对其他同事说：“看老张酒量挺好的，喝酒怎么放不开呢？”他们告诉我，老张喝酒是有沉痛教训的。有一次他去朋友家里喝喜酒，喝得大醉。喝完后去新房闹洞房，一下子把酒吐在了新人床上。他被扶着回了家。第二天却听到噩耗：新娘子因为新床被污染，和新郎吵了架，一时没想开，夜里上吊死了。他觉得事因自己而起，产生了深重的负罪感。后来，他虽然到处托人给朋友又找上了对象，可是却留下了很深的“心结”。如果别人守着他提起“喝醉”、“闹洞房”的话头，他马上就会像犯了病一样呆若木鸡。看来，这教训真是够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