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岘山寺
（平柱）
据《高僧传》卷十《晋襄阳竺法慧》传记载：“竺法慧，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人嵩高山事浮图密为师。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至襄阳，住锡于羊叔子寺。”羊叔子寺，或即后来的岘山寺。羊叔子即羊祜，叔子乃其字。据《晋书•羊祜传》，其在镇守襄阳时，“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当乃如公言耳。’”羊祜在襄阳八年，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实行军屯，兵精粮足，人民安居乐业，政绩卓著。他死后，消息传来，南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甚至“吴守边将土，亦为之泣”。为了记念他，“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这庙，当即后来的羊叔子寺，为岘山的最早建筑。明代弘治十六年所立《重修岘山寺记》谓“寺始剏于晋之咸宁”，“咸宁”是晋武帝年号，共六年（275-280）。羊叔子卒于咸宁四年（278），那么，“寺始剏于晋之咸宁”就只能是咸宁五年（279）或六年（280）。这与《晋书•羊祜传》所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相一致。
竺法慧到襄阳住羊叔子寺在建元元年(343)，距羊祜离世六十五年。在羊叔子寺仅一年时间，后被“征西庾稚恭……收而刑之”。庾稚恭即庾翼，字稚恭。咸康六年(340)，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建元元年(343)十月，庾翼移屯襄阳，升为征西将军，领南蛮校尉。建元二年(344)九月，晋康帝驾崩后，还镇夏口。卒于永和元年(345)，时年四十一。庾稚恭只能在建元元年(343)十月至建元二年(344)九月之间杀竺法慧。所以说竺法慧在羊叔子寺不到一年时间。竺法慧有弟子法照，随师来襄阳。法慧被杀之后，弟子法照是否继续住在羊叔子寺，不得而知。
庾翼为什么要杀竺法慧呢？《高僧传》卷第十一《晋襄阳竺法慧传》说：“庾稚恭镇襄阳，既素不奉法。闻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所谓“非常之迹”，当指竺法慧“不受别请，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见绳床，不知慧所在。讯问未息，慧已在床。”绳床今人谓之马扎，属可折叠坐具。因为庾翼“素不奉法”，所以认为这“非常之迹”属于妖邪惑众，当然就在可杀之列。而竺法慧则认为自己被庾翼诛杀是“宿对寻至”的结果，是自己难逃的劫难。他曾对弟子讲述他自己的一个故事：新野有一老公当命过，吾欲度之。乃行于畦畔之间，果见一公将牛耕田。慧从公乞牛，公不与。慧前自捉牛鼻，公惧其异，遂以施之。慧牵牛咒愿，七步而反，以牛还公，公少日而亡。从传记所载分析，竺法慧所宣扬的佛法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那一套。他“每语弟子法照曰：‘汝过去时折一鸡脚，其殃寻至。’俄而，照为人所掷。脚遂永疾。”这与净土宗所弘扬的佛法，显然不同。
法慧是否是到襄阳最早的僧人，不敢确定。因为除羊叔子寺外，那时尚有鹿门寺、白马寺，我们不知道鹿门寺、白马寺源于何时。释道安率四百弟子到襄阳入住白马寺，在竺法慧后二十余年。
释道安及四百弟子住白马寺，显然容纳不了。一部分僧徒挂单羊叔子寺，也许是可能的。近日胡中才先生对岘山寺进行了仔细考查，他认为是释道安建了岘山寺。羊祜庙中有寺是可能的，正如诸葛庙中有云居寺一样。释道安入住后，因山以立寺目，改羊叔子寺为岘山寺，也是说得通的。
岘山寺又称岘石寺，故址尚存。乾隆版《襄阳府志》载：“岘石寺在县西八里。寺后有巨石耸然特峙，上题‘岘石’二大字。石之南为栖霞洞，洞前多名人题咏，勒于山岩，然已残蚀漫灭，不可识矣。过洞为啸月亭，今亦圮。”
岘山寺在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似乎缺载。隋唐时期，见于记载的高僧有神定禅师。《景德传灯录》载，第二十九祖慧可下有岘山神定禅师。慧可开皇十三年（593）圆寂，在世一百零七岁。《禅灯世谱》载神定禅师为慧可下第三世。而僧那、向居士为一世，慧满禅师为二世。慧满禅师贞观十六年（642）尝佛事于洛阳，由此可推知神定禅师为初唐岘山寺高僧。其后，或尝有岘山幽法师。晚唐时有元愿上人可能是岘山寺僧人，与齐已相唱和，齐己诗中时称岘山愿公、岘山道人。元愿上人有诗集《檀溪集》，已佚。
北宋时，襄州有洞山寺。据《灯录》载，“寺前有涧，寺后有洞”，与岘山寺所处地望相合。清初檀溪寺高僧梓舟船禅师《洞山岘石》诗：“洞外一拳石，闻名自古矶。片云驰带雨，半阁坐迎晖。碧壑流精涧，林花送果衣。幽哉闲共语，拔萃月明归。”岘石在岘山，毫无疑问，这里又说在洞山。显然，梓舟船禅师所说的洞山实际上也就是岘山。在《古宿尊禅师语录》中也不只一次称“洞山岘石禅院”。由此可知，岘山寺至北宋时，已经改称洞山寺了。那么，我们便可依此寻觅在洞山寺（即岘山寺）弘法的高僧有哪些了。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三有《襄州洞山守初大师语录》。《宗统编年》载，后汉乾祐元年（948），“禅师守初住洞山”。其后的四十余年皆住于此。守初住持洞山寺时，洞山寺或又名“普乐寺”。守初禅师（909—990）有法嗣潭州道崧禅师。但洞山普乐寺后代住持禅师并不是守初的法嗣。
至道元年（995），刘昌言知襄州时，或因守初禅师圆寂，洞山寺没有高僧继任住持。于是，亲往白马山请云游襄阳的释善昭在洞山、谷隐两寺间任选一寺为住持，释善昭皆未应许，后成为汾州大中寺高僧。《建中靖国续灯录》有“襄州洞山普乐子荣禅师”条，子荣为云门四代，是更为著名的云门二世祖嗣香林澄远法孙，嗣法于智门光祚。《续传灯录》卷十《芙容道楷禅师》载：“初楷（1043-1118）在大阳，青华严遣果侍者以大阳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
明代公安袁中道在游岘石寺时，对岘石洞侧石壁上的摩崖作了仔细辨认。他在《南归日记》中写道：“旁石壁有字，依稀可识，为胡旦、谢泌、陈尧咨、窦学（下阙一字）。胡宦此即卜居，谢正守襄，陈方守荆，皆名士也。”这极为珍贵的史料告诉我们，北宋初岘石寺既是风景名胜地。文中提及的谢泌，字宗源，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先任知县，后迁著作佐郎。端拱（988-989）初，任殿中丞，后召试中书，入直史馆。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中任襄州知州。陈尧咨，字嘉谟，阆州阆中（今四川南部县）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状元。历官右正言、知制诰。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出知永兴军。八年，改知河南府。九年，徙知邓州。胡旦，渤海（今山东惠民）人，字周父。太平兴国三年（978）状元。大中祥符中，以秘书少监通判襄州。时，谢泌知州事。胡旦天禧元年（1017）因目盲致仕，即寄居襄州。石刻所记载的雅集活动，应在谢泌知襄州期间。
宋代也有诗人咏岘山寺，如刘攽有《宿岘山寺二首》。刘攽（1023-1089），字贡夫(贡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史学家，《资治通鉴》副主编。哲宗即位后，曾任襄州知州。他能夜宿岘山寺，说明岘山寺在当时还是不错的。这时，羊祜祠已经移置到现在被称为岘首山的山麓了。庆历间王洙知襄州时，重建的岘山羊公祠就在“小山”麓了。熙宁三年（1070），光禄卿史炤守襄阳，又广而新之，欧阳修写了记。由于羊祜祠的迁出，岘山寺的范围、规模将非昔比。
岘山寺在南宋庆元三年（1197）重修过一次。时任鄂州都统、驻兵襄阳的赵淳，在将岘山寺及其周边的洞、亭、台、几等古迹修葺一新后，邀请了京西南路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程九万、京西南路转运使朱致知等同僚来此游赏、赋诗。程九万有诗并序，镌刻于摩崖，至今依稀可辨。序曰：“口口山旧有广阳洞、壶天阁，戎帅新加葺修，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棋台，尽发兹山之秘。既成，约漕及余来观。相与叹赏久之，但恨未能引泉耳。戎帅欲余著语，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记并题崖壁。帅守池阳程九万鹏飞书，漕桐乡朱致知仲格、戎帅河阳赵淳清老。时庆元丁巳端午日。”其诗曰：
苍岩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
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
凿山见骨惟多石，巡涧口口盍引泉。
留取摩崖今始口，勒铭他日似燕然。
程九万（生卒年不详），字鹏飞，号双峰居士，青阳（今属安徽）人。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一说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知武康县，入为司农簿。绍熙四年（1193），除太府寺丞。五年，权知和州。宁宗庆元元年（1195），知历阳，二年改知襄阳。著有《松桂林集》，已佚。
岘山寺遗址有一幢断碑，碑目为“重修岘山寺记”，立碑时间是“大明弘治十六年岁次癸亥冬十一月吉旦”。据碑文中记载，明代正统（1436-1449）初，“南阳僧兴古云曾驻锡于此”。对佛寺进行了营修，“洛阳僧宝山禅募辟山门，伟建佛殿”。
明成化间（1465-1487），“其徒定安又聿新之”。到弘治十六年（1503），襄阳王府典仗（明代王府仪卫司属官）张通伯，因与岘山寺住持太原僧净洪友善，督缘业士倪囗、宗仁等，重修岘山寺。“巍囗舍利石塔，粧严罗汉、诸天，遽成宝刹”。从碑后罗列名号看，这次重修得力于襄阳王府仪卫司诸官。
有一点值得注意，碑目为“重修岘山寺记”而碑文开篇却直书：“寺以岘石名，专其胜也。”题文不符，当改为“重修岘石寺记”。
碑文又云：“岘石之在襄南无兴废，贞其姿，廉其介也。”“岘石之不受变于时也长，岿然独存，肆名流之显刻继从而维之，石之名愈胜矣”。实地踏勘“岘石”，似乎并非碑文所云“无兴废”、“不受变于时也长”。
岘石奇观，显然是由山体垮塌而形成的。历籍载籍晋宋之际并无岘石一说，岘石很可能形成于宋代以后的某次地震。查《襄阳千年灾情录》，就在明代成化元年（1465）襄阳发生过一次地震，“摇动房屋，轰轰有声。”在成化七年（1471）四月，又发生过一次地震，“湖广襄阳府，地一日再震，次日复震。”或许就在斯时，岘山山崖垮塌，形成了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正因为它奇特，所以岘山寺更名为了岘石寺。
何宗贤有一首游岘山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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