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人在受到别人的言论攻击后，会毫不客气地将那些发表言论的作者“揪”出来，与其对薄公堂，一些所谓的文化人更是善用法律这一利剑，不管自己的名誉是否真正受到了侵犯，动不动就剑出鞘，摆出一幅要与敢言者血刃到底的架势。于是乎，一些敢说真话，敢批评某人缺点的写手，被推上了被告席，一些媒体由于允许这些辛辣之文出现在自己的载体上而遭受株连，也被毫不留情地告上了法庭。
对此，有人认为，人们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权、肖像权、这权那权，是社会的进步，这样做对促进我国法制建设和完善法律体系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一些人因为遭受了几句过激的批评，也不考虑这样的批评是恶意的或是善意的，动不动就拿出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所谓的名誉权，其实是小题大作，是烂用法律来炒作自己。
鄙人虽然是学习法律的，但由于才疏学浅，对于此种现象既不敢从法律的角度来评论,也不敢就这一现象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枉加断言，怕那句话说的不够明白，或刺痛了何人的脊梁，也被推上被告席！然而，我必竟有自己的思想，我很赞同何家栋先生的观点.早在2004年初，何先生就现在许多人动不动上法庭打官司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人的沉沦”，并以此为题撰文。现摘其中一段，以飨博友——
“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或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炼只等闲”，都没有对薄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一些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的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己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全文见2004年1月29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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