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新华的回复

没想到姚老师会为我作序，倍感荣幸又受宠若惊，也没想到会有这多的朋友为我的劣作作出诸多中肯的评价，在此一一答谢。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写手，并不是我故意谦虚，直到今天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故事的灵魂。是情节？是思想？是情节加思想？故事要不要趣味性和思想性相结合？

我一生都过得很悲壮。悲壮一词应该用在大人物身上，可我又是一个小人物，可我这个小人物又喜欢想些大问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所以说我过得悲壮。我喜欢带着问题过日子，没有问题了我都会找出一些问题出来。这可能是我的天性，也可能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所以大家见到的我的三个中篇故事，没一个不是“问题故事”。

许多朋友要我谈《一个女儿几个娘》的创作经过。说起这个经过，也是由问题而产生——那天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我去一个网站的朗诵房间去听朗诵，房间里一个中年女人正朗读一个母亲给她女儿写的信，还没听上两句，我的电脑突然死机了。心里很生气，这机怎么突然“死”了呢？由于这个“死”，我听不到那位母亲给她女儿写的信了，这对我来说，那位母亲不等于也“死”了吗？由此我联想到，能否写一个死了的母亲给她活着的女儿写信的故事。可死了的母亲又怎么能替活着的女儿写信呢？

如果仅想到这儿，我可以写出一个鬼故事，或者写出一个传奇色彩很强的故事，可那不是我的写作风格（我不是说这类故事写不得，我只说这不是我的创作风格）由于不是我的风格而硬性要写，其结果是写出来的故事不会有太多“问题”，即使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会太深刻。

于是我继续想，死了的母亲是不可能给女儿写信了的。除非她在死前委托别人替她代写。她是怎么死的？她为什么死前要托人给她女儿写信？这位母亲是不是“有问题呢”？想到了这个有“有问题”，我突然联想到了监狱，想到了这个“有问题”是母亲是个死囚，她给女儿写的信是其他女刑犯代写的。那么，这个“问题母亲”是因什么问题进了监狱的呢？我有一个朋友在政法委工作，他告诉我，女刑犯大多死于情杀。“问题母亲”出来了，“问题母亲”的“问题”也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为问题想故事。

老实说，有了这些个“问题”，要把它写成小说。写成电视剧不是难事。可我偏偏一定要把它写成故事，要把问题变成故事谈何容易。就在这时，姚老师来常德看我，我把这个创作初衷讲给了他听，他一听来了劲，说这是个好题材，赶快写。写就写吧，我苦思冥想，我的乖乖，写得我哭啊！从去年十月动笔，到今年四月定稿，足足写了半年时间，大改六次，小改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交上去打回来，交上去，打回来。苦了姚老师，折磨了孙新华。如果大家认为此作还小有成就的话，这成就是“用了姚老师之心，动了孙新华之笔”的结果。在此，我向姚老师深表谢意。

姚老师曾问过我一件事：你是带着问题想故事，还是带着故事想问题。我说两者都有，但带着问题想故事的时候多。姚老师说，那不要得，那是一条死胡同。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死胡同。

我不是一个高产写手，原因是我想的问题太多；我写故事比别人累，原因是我是带着问题写故事；我写的故事也不会有高质量，因为写“问题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在这儿，我不知道能否和年轻写手说上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学我，我带着问题想故事是因为我比你们多活了许多年，我能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多少榨得出几滴油来。你们要多接触生活，去榨生活中的油，你们都是优质发动机，输入了生活给你们提供的油，又何愁发动机不能飞速旋转。

再一次谢谢姚老师，再一次感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