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春秋末期由孔子及其弟子所宣扬的儒家思想，后世信徒非常众多，在战国时代就同墨家并称显学，但是却被当时各国诸侯所冷落，直到300年后，被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推上了正统地位，从而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时代，佛、道两家的地位还一度超过儒家，但儒家始终是华夏文明的底色。

儒家在中国能成为主流思想，主要是因为它是诸子百家中最适合农耕社会的思想体系，而中国又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农耕文明。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生前所在的春秋晚期，以及后来的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被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所冷落呢？

我想啊，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春秋战国各君主本身就违背周礼。要知道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周礼，而周礼则是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为基础，强调忠孝仁，但是我们从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就能发现，“孝”“友”等字词出现的频率较西周就下降了63%，而“征”“伐”等词却增长了215%，这种语言的变迁就折射出了当时一个社会现实，周礼已经被抛弃。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再也不能维护诸侯秩序，诸侯国兼并逐级攀升，郑庄公敢直接对抗周天子的王师，霸主的权威凌驾于周天子之上，齐国田氏取代姜氏，晋国三卿公然划分公室，中原诸侯纷纷称王开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很明显，春秋战国时各国君主们都在违背周礼，都在和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背道而驰，让他们接受儒家是有些勉为其难的。

第二，社会动乱。儒家思想重点所强调的是人际关系，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后来的“三纲五常”等，是非常依赖于社会大部分的个体都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所以如果个体流动性太强，儒家伦理就难以形成。本来啊，华夏大地是古代世界中唯一拥有连成片的、大面积适宜农耕的地区，非常适合儒家思想传播，这也是之前周礼能普及的原因之一。然而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作为中央权力的周天子势力衰微，诸侯国不尊天子，相互之间兵戈相向，各国为扩充兵员，打破了平民和野人之间的界限，将大批青壮年、甚至老少人员充斥到行伍之中，随着战争的来来往往，普通人家今天属于这个国家，明天又被归属于另一个贵族，父子兄弟被迫奔走各方，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大地，从上到下，正处于一个传统秩序被打破，又需要重新构建新秩序的时期，更是一个从社会和个体都处于不确定性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儒家也就不容易展开和普及。

第三，缺乏基本的社会约束。儒家思想本质上是对周礼的系统化表达，而周礼本身是一种约束，要克制欲望，是反人性的东西，当然并不是反人类哈。这种思想的维系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和安定的社会，而春秋战国时代，偏偏这两者都不具备。周天子既没有实力来维护“礼”，甚至自己也不能守“礼”，更不用说其他诸侯国了。社会不稳定，人心就容易失去方向，就容易自暴自弃，大家都躺平了，也不差我一个，就这样任性妄为从而扩大化，声色犬马，唯力是视，世风日下，导致维系儒家的社会成本变得比以前更高了。

第四，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除了生物本能和欲望外，人类几乎在所有的思想领域内都有分歧。除非有一个强权严格控制话语权。春秋战国时代，连政治都无法实现统一，跟别说话语权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且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不仅有儒家，还有道家、墨家、兵家、法家等等，就是我们熟知的“百家争鸣”，各家思想内容有的同儒家在价值观上有重合，但有的则同儒家相悖，比如墨家，就是儒家最主要的反对派，他们否定儒家的等级观念，提倡“兼爱”；反对儒家繁琐的礼仪和厚葬，提倡节用和节葬，等等。甚至每种思想还分出了好几派，儒家就在战国时期据说就分出了大体八个派系。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法家地位崛起，儒家在统治阶层的竞争性就又减弱了很多。

第五，不能满足当时君主们的迫切需要。当时各国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身安全问题。司马迁曾对《春秋》中所描绘的秩序乱象有过这么一段总结，就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实际情况肯定只多不少。这从侧面就反映出春秋时期，各国君主不但时刻面临被他国吞并的危险，自己国君的位置也面临被推翻，甚至生命都不得保障。比如鲁国有三桓之乱，齐国还发生了田氏代齐，晋国有六卿最后还导致三家分晋，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都存在这类情况。孔子就曾为了帮助鲁昭公维护君主权威而采取堕三都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

所以，当时各诸侯国推行的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魏国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楚国吴起"废公族疏远者"，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这些改革无不直指增强军事实力，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显然难以满足这种急迫需求。

当然，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大一统，政治和社会趋于稳定，大部分人的居住相对固定，最适合这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儒家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