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不久前访问了北京。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这位亲历过战争、年届古稀的作家一再表示对未来的忧虑，“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心里想得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个世界。我为此而深深忧虑。”他说，我所忧虑的事情是：“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在日本国内，另一位老人，79岁高龄的日本《读卖新闻》社论主笔渡 边淳一先生也表示了对自己行将离开的世界的忧虑，在与《朝日新闻》社论主笔的对话中，用几乎与大江相同的语调说：“我已经79岁了。我担心当我们这些人不在人世时，人们都不了解那场残酷战争的实情，会不会出现抽象的争论？我觉得应该介绍自己的体验，把它留传下来。”

两位老人都将忧虑指向了日本的未来。他们担心，日本将会重蹈历史覆辙。

在北京，14岁就离开家乡参加八路“打鬼子”、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著名学者何家栋，则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形容日本的处境。这里的“命”指的是日本的“亚洲问题”。诚如孙歌先生所说，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亚洲问题呈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论”，另一个是以冈仓田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前者主张摆脱亚洲的“恶友”迅速进入欧美列强行列，后者则认为亚洲为世界提供了欧洲文明无法提供的“爱”和“美”的文明，这构成了日本“亚洲论述之两难”。看看小泉今日之所为，看看大江、渡边两位老人的忧虑，完全可以说，制约日本的这个“两难”命数今日仍在。目前，这一制约表现为日本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

大江曾经在一个地方这样概括他忧虑的根据：我们的日本人身份已逐渐枯萎。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在西方的眼里看到自己的映象。我们疑惑而迷茫。人们对迷茫的反应就是民族主义。石原之流聚集了那些没有身份基础的人，并用国家权力诱惑他们。那些人再也不能自己站起来，因此这个国家便成了他们的拐杖，就像把塑胶移植进一个失去性功能的阴茎一样。

在大江的分析中，走向孤立的日本民粹主义需要借助国家这根拐杖站起来。而在国家这根拐杖的后面则矗立着历史这根拐杖。日本民族主义者于是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美化自己的历史，包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野蛮侵略。他们认为这有这样才能重建民族认同。然而从大江和渡边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这样的认同恰恰是他们对未来感到忧虑的原因。   

通过“美化史学”，日本试图站起来，但对于受其侵略的国家来说，这样做，是对他们的再次侵略，一种心灵和历史的侵略，因此，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而在其任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竟然一再辩白说，参拜是自己的心灵问题。不错，他的心灵是得到了照顾，但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心灵呢？自然是被他踩在脚下了。

    正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将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外交带进了死胡同。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也遇到了挫折。如果把成为全球政治大国视作是扬帆出海的船，那么，历史问题就是使这艘船无法离港的锚。它成了日本的命数。

    如果说战前是亚洲两难派生了历史问题，那么现在则是历史问题派生出了日本的亚洲困境。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那个“两难”再次浮现，它导致无论是“脱亚论”还是“亚洲一体论”都成为纸上的构想。没有历史问题的解决，日本构造的亚洲一体就不可能实现，脱亚就成了唯一之途，但是亚洲正在成为所有全球大国战略构图的重心，日本也不例外，以今之计，脱了亚，就不知其所终。

    在小泉任内，他不仅没有为解决这个制约日本命运的历史问题做过努力，反而强化了它。这构成了小泉的遗产。对其继任者而言，这笔遗产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如果无法卸掉这笔债务，其继任者就无法将日本政治推向前进。但是，仔细思考“小泉债务”的形成，也将为其继任者提供未来的方向，那就是致力于解决历史问题，这样或许会使日本走出亚洲两难困境，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日本政要表达了解决靖国神社合祭问题的意愿。

即将走马上任的安倍晋三据说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的评语）。但是，考虑到日本“心必天高，命比纸薄”的命数，如果安倍不能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突破，其为日本设计的宏图大业，恐怕只能停留在纸上。在竞选期间，他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暧昧”的策略，但是“暧昧”是不能持久的。暧昧不能消除大江和渡边的忧虑，也无法使日本走出孤立的处境。一个美好和平的未来向历史提出的要求，不是暧昧而是清晰，不是妥协而是革命，不是美化而是检讨，不是强词夺理而是谢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