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共见过阿朱三次，是我大学毕业后见得最多的老同学。

有一次在新州市一中开会，阿朱也在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和阿朱一边聊天一边往校外走。

阿朱说：“你在哪所学校？”

我说：“赤城中学，你呢？”

阿朱说：“新州顺庆中学，很差的学校。”

分手时阿朱说：“你留个电话给我。”

我把手机号给了他。阿朱拨号码过来，我的手机响了。

阿朱说：“这样你就有我的号码了。”

我虽然有阿朱的号码，但在大学时我和阿朱交往不多，友情很淡，所以我不会拨打这个号码也不会发短信。阿朱的电话号码在我手机里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删掉了。

2005年春学期，我在广州市广州艺术学院参加有关高考的会议时，下午所有历史老师在教室集会，我又见到了阿朱。

我说：“你也来参加这个会？”

阿朱说：“是的。”

我和阿朱交往不深，也就是简单打声招呼而已。

2005年6月份会考，我作为监考老师在学校多媒体教室开会。领导在介绍市教育局派来的巡视员时，我竟看到了阿朱。阿朱以会考巡视员身份来我学校。

会议结束后，我走上前说：“阿朱，你好。”

阿朱望了望讲台说：“等一下。”

我知道阿朱的意思是有可能领导要找他，等有空再和我聊。我走出了会场，没有等阿朱。此后的监考过程中我也一直没有找阿朱说话。

有一天在会考考务办公室，领导说完话后，问：“巡视员有什么补充吗？”

阿朱站起来说：“我补充一点，就是有些考生在答题时把试卷全部铺开，这样后面和左右的考生容易看到，因此我建议考生在答题时把试卷折起来，不要全部铺开。”

我觉得阿朱虽然来自讲壮话和白话的上思县，但木丁话说得不错。

会考那三天，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尽地主之谊请阿朱去饭店吃顿饭，但始终没有行动。

会考最后一科结束后，阿朱说：“走，去你家坐坐。”

“好。”我和阿朱来到操场边我住的平房，在客厅坐下聊天。

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

阿朱说：“今晚学校安排晚饭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说：“那好吧。”

我正好不想请阿朱吃饭，就顺水推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