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治进行时》节目报道，北京吉利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桐桐体检查出乙肝，被学校公布病情并停课，学生家长将学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原告称，桐桐2003年9月考入北京欧美外语中学时，入学体检单即已显示为乙肝携带者。2004年10月中旬的一次体检后，桐桐和另外两位患病同学被“隔离”到专门的宿舍内，宿舍被定期消毒，由专人给他们送饭，学校的特殊对待使桐桐在今后的生活中遭到同学们的孤立、岐视，被视为瘟神一般。 此事过后，孩子一夜之间对学习和生活感到绝望和痛苦、产生强烈的厌世感，从此严重自闭，其间还曾留下纸条离家出走。
而校方则坚持桐桐是自愿退学，其间没有任何强迫，宿舍调换也是正常的，至于具体情况，由于时间久远档案没有保存不得而知。
由于法庭尚未宣判，此案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校方败诉，其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很大，因为，从已经判决的类似案例看，所获赔偿最多的也就数万元，而在我国至今没有巨额精神损害抚慰金支付的先例。
桐桐的故事可归入中国人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乙肝歧视”一类，而“乙肝歧视”却又只是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歧视之一种，其他还有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等等，前段时间，某名牌大学医学部拒招肥胖考生，也是一种歧视。
这些“歧视”对个体的伤害虽不甚大，但其社会影响却非常恶劣，被歧视伤害的经常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而且涉及面很广，比如，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9300万人。
要遏止歧视，就必须从让施加歧视者付出严重代价入手，使他们不敢歧视。但我们的法律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轻微的处罚往往连被害者的诉讼成本都补偿不了，这样的结果，不但打击了人们的维权积极性，更助长了歧视之风。
在反歧视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与“歧视”相关的罪名往往意味着严重结果，如果哪家公司被指控涉嫌“歧视”，有可能被罚到破产，我们经常会看到某某大机构因为“歧视”而被判付出成百上千万赔偿的新闻，这都是拜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赐。它即制裁了侵害人，又补偿了被害人，还教育了其他潜在侵害人，并鼓舞了人们主动维权，协助执法的热情，可谓一举数得。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种种歧视行为的遏止效果极大。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制度可属一种惩罚性赔偿，但这一制度却未被导入民事领域。我以为，在目前社会矛盾多发、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下，各种歧视由于涉及面极大，其泛滥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诱因，因此，应尽快考虑把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民事领域，这也应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意识到有可能会被处以百万罚款，还有几个单位敢大放厥词拒招胖子，或者随便隔离乙肝病毒携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