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习水公务员嫖宿幼女案最近颇受公众关注，而且引起不少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到底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生者是在嫖宿，还是在强奸，到底在中间介绍的那个女人，是组织卖淫，还是容留卖淫，到底此案是应在县级人民法院审理，还是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些貌似是细节上的争议，但却关系到当事者的命运，按某些细节，犯罪嫌疑人最高“只”会被判15年徒刑，而按另一些细节认定的罪名，则可能被执行死刑。

犯罪嫌疑人到底该按何等罪名审理，自有法院来认定，我等非专业人士难于置喙，不参与评论，但却对人们争议背后的心态颇感兴趣。为什么人们那么计较犯罪嫌疑人是否会被重判呢？

人们的愤怒大概是原因之一。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按通俗说法是非常“缺德”的行为，极易激起公愤，愤怒中的人们往往在言辞上恨不得将“靶标”千刀万剐，因此，希望在司法上对嫌疑人按顶格对待，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司法不公的长期不满是另一原因。在生活中，人们见了许多特权导致司法不公的事例，而此案犯罪嫌疑人多属于公职人员，受害者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案情又长期不透明，具有司法不公的高度嫌疑，一旦成为舆论焦点，人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怀疑其中是否存在猫腻。

但是，除了这些理所当然的认识，从真相来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值得讨论呢？比如，如果那些幼女，或者部分幼女，是较主动的去进行“援助交际”，就像金基德电影《撒玛利亚少女》描述的故事，女孩们不为别的，她们就是为了实现去欧洲旅行的愿望，就是为了攒钱......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嫖宿幼女案”庭审上，就不经意地透露出一则信息，其中一位介绍卖淫者，正是一个14岁的未成年少女。

讨论这种可能，并不是为了为罪恶开脱，相反，这种讨论实际上打开了一扇更为残酷的社会之门。如果说奸淫幼女是几个公务人员在犯罪、在堕落的话，那么，幼女主动援交喻示的则可能青春的堕落甚至整个社会的堕落。人们在痛快淋漓地谴责几个犯罪者时，往往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但当要去面对社会道德整体下滑的时候，则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裹挟其中，择也择不开了。大多数人显然不愿意面对这种境况。

如果她们真的是“撒玛利亚少女”呢？

面对这个假设，我很无奈，但现实中显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见多了早熟的孩子，看多了互联网上90后性开放的传闻，看多了乐于充当嫖客大军的各路成年人的堕落......如果这是真的，它暴露的现实，其复杂性或丑陋性将丝毫不亚于司法不公，更值得人们反思。这起“嫖宿幼女案”，在简略的事实和痛快的呵斥之后，在更深层次，或许值得有兴趣的社会工作者们认真探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