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曾轰动一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但其中诸多细节并未被外界周知，而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的庭审，则以法律审判的形式，向外界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三鹿一位副总张振岭的证词就显示：在2008年6月有肾结石病例报告之初，三鹿就通过投放广告，阻止媒体使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而且，“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直到数月以后，第一篇揭露“肾结石奶粉”的报道才与公众见面。
张振岭的证词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新问题：媒体，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那些在事件爆发最初，顶着种种压力率先把“肾结石奶粉”曝光于天下的媒体来说，他们显然扮演了铁肩担道义的英雄角色，但那些曾经收了三鹿的“广告封口费”而知情不报的媒体呢，他们是不是应该被追究应负的责任？
在我看来，即便不对其正式问责，至少也应该将这些收了“广告封口费”的媒体公布于众，让天下人认识认识。而且，那些在事件初期即闹得沸沸扬扬，却又云山雾罩没了结果的与封口费相关的传言也应该在庄严的法庭上得到澄清，比如，三鹿究竟有没有拿出数百万元广告款贿赂一些网站，以屏蔽其负面新闻？在法庭上，相信这些问题都不难查清。
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然要把获取经济利润放在重要位置上，这就使广告成为各个媒体业务的重中之重，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媒体最终被广告和广告主绑架，他们结成联盟，使大众媒体成为广告主的喉舌，为之隐恶事传美名，张振岭的证词可谓对这一媒体腐败现象的有力揭露。
事实上，即便没有张振岭的证词，部分媒体与广告主的媾和也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不但业内人士心知肚明，连很多老百姓心里也跟明镜似的，他们在广播上听到那些卖药的所谓专家咨询时，也会说：“别信他们的，那电台就是药厂的托儿”！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在部分媒体中的所谓广告腐败已是一个人人都看得见的脓包，只不过还没被全面捅破而已。
媒体是党的喉舌，也是社会公器，它的信息传播权利属于社会所有，其行为必须与社会利益相一致，如果媒体按照广告商的要求，来决定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实质就是媒体的腐败。这种腐败不但使媒体背离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更助长了不良企业的气焰，如果关系到三鹿这种社会重大事件，还有包庇犯罪的嫌疑。
由于专业领域的原因，使媒体的广告腐败比较难于查处和举证，要分清公关和贿赂、危机公关和封口费的区别也着实费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现象就束手无策。如果事前难以监督，至少，事后的严厉惩罚可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而要彻底根除这一现象，则有赖于市场对不良媒体的优胜劣汰、媒体的严格自律以及监管部门有力制度设计的联合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