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软件就要有终端，城管队员们又添置了新设备，值得恭贺。

 

对城管执法的随意性通过新法规和新设备进行限制，出发点不错，但若将执法公正性寄望于一款软件，则略嫌夸张。追本及源，城管执法的随意性无非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条文过分宽泛。比如，一块擅自设置的大小相同的户外广告牌，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处2000元以上或2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本身就是法律赋予城管执法人员的，软件也无法限制--除非修改法律，限制城管权限；第二，执法人员素质不够格，以至处罚时比较随意---希望通过软件弥补人的素质问题也不现实，如果已有法规都能被某些不良城管漠视的话，他们难道会尊重一款软件计算出的建议？这些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当地新出台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及量罚软件的使用又没有严厉监督与罚则的话，前景无法乐观，估计又要浪费一笔设备添置费。

近来，国内出现了不少量罚（刑）软件，并在一些地方有所应用。比如，武汉大学去年就发布消息，该校赵廷光教授开发了《辅助量刑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尺度和标准”；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也研制了一套“电脑量刑”的法律软件，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刑期。如果仅仅将这些法律软件作为司法人员的一个小工具，则可以节省一些查循法条的时间，对工作不无助益，但若过分张扬它们的作用，则可能有害无益。毕竟，主导量刑的是法官、法律、事实以及现实，如果电脑软件因其铁面无私被赋予法官的地位，面对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甚至可能铸成大错。拿前段时间轰动全国的许霆案来说，如果按电脑标准，“盗窃金融机构3万元至10万元以上”，只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人的素质不提高，再好的软件也无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随意化、人情化。把软件作为辅助量罚（刑）必不可缺的工具，则已限入惰政误区，它不但回避了了执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回避了执法过程中一些无法量化的事实，还可能使软件成为执法人员回避当事人的一面盾牌，使其懒于对当事人的误解和疑问辩法析理，不利于普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