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七届三次全委会近日在福州举行。今年的会议特别强调了加强文学批评工作。讨论中批评家们多次提到的“红包批评”，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

 

“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关系非常密切，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批评家在选择和评论作品时，往往也太随意了，拿了‘红包’，就顺着作家说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红包”现象。

 

所谓“红包批评”，说白了，就是收了钱为文化作品无原则的捧臭脚，唱赞歌。实际上，扯到红包两字，在当下汹涌的拜金大潮下，需要为之昧着良心说话的对象太多了，看看媒体上那些所谓“关系稿”就知道了，但红包批评又与之有些小小的不同：为产品捧臭脚，所牺牲的是媒体的品牌，欺骗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而搞红包批评，除了媒体要卖身之外，所谓的批评家作家们也要卖身，除了欺骗消费者钱包之外，还在精神文明层面欺骗了消费者。

 

“红包批评”成了作协大会上的热点议题，可见其严重之程度。浏览下当今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任何一本试图畅销的图书，其封面上都有几个不着四六的名人推荐，而其封底，也有几个所谓权威的大段赞扬，这还罢了，可以被看作商品的自我推销广告。再看媒体上发表的专门文章以及炒作专版，全是作家批评家们的所谓“消费体验”，说尽夸张的好话。去年某位复出的当年作家，四处炒作他写的一本玄书，我看书评，就有一位印象还不错的女作家在各媒体撰文大呼灵魂受到震撼，并为之泫然涕下......虽然我从此对她嗤之以鼻，但也仅此而已，作家贩卖文学批评就好比明星在电视上为药品做广告，他非得说有效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药品广告，比如减肥类的，明星说管用你还能看出他到底瘦没瘦，但这文学作品所涉及的灵魂上的体验，他人是拿放大镜也看不出的。

 

“红包批评”泛滥的领域，还包括影视评论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是亲眼看着我很喜欢的一本电影杂志从影迷的必备手册，变成彻头彻尾的大片，尤其是国产大片的马屁精--而且它据说还越卖越好，越来越有钱。

 

杜绝红包批评，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作家们要珍惜羽毛，并有相应的代价机制。珍惜羽毛，这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困难，有的作家即能拒绝红包也抹不开面子。所谓代价机制就是使这些人为马屁评论付出代价，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媒体应该是个平衡的平台，有批评，也有反批评，也有对批评的批评。既能使消费者综合判断，又能使马屁精付出声誉上的代价。但问题是，经济利益驱动下，多数媒体本身只喜欢事前炒作，事后棒打落水狗，它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不过，虽然红包批评目前依旧占据强势地位，但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博客们的崛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红包批评的作用。互联网的受众与文化领域的受众天然性的高度重合，而博客又不限制批评者的身份，且红包也无能力覆盖博客批评，这就使真批评，对批评的批评，在博客文章中有可能占据主流地位，这种主流地位的影响力越大，越能使传统媒体的红包批评对比得无地自容，最终迫使他们做出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红包批评之所以能魅惑消费者，这与文化消费者的整体消费水平大有关系，在物质商品世界，高品味的，苛刻的消费者往往能促使一个国家整体商品品质乃至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比如德国，在文化消费领域亦是如此，国内目前较差的文化氛围，学校较低的人文教育水平，群众贫瘠的文化修养，也给红包批评留下了市场空间。这种基础性的改变，恐非一日之功可竞。因此，更需要博客精神的发扬壮大，从个人，底层基础进行全民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