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08版《福布斯2008中国名人榜》出炉，榜单中，“明星学者”于丹以1103万元收入居作家之首，易中天也上榜上有名。从“明星学者”千万级的个人收入，已不难窥出其为身后电视、出版等产业链单位创造的价值有多大。受此激励，各电视台也把引发公众追捧的学术明星资源看成“兵家必争之地”。比如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组近日就发起了“走南闯北”行动，奔赴全国各地“抢夺”专家学者，要将之打造成深受观众青睐的“明星学者”。“明星学者”已从于丹个案走向批量生产。

对于“明星学者”的经济价值，有人评论道：尽管存在争议，于丹等靠知识积累与生活积淀感悟经典，传播文化，入选福布斯至少证明“读书有用”。我则感叹：“读书有用”论要靠大学教授码钱来证明，太也大材小用了。于丹等人的暴富虽然可证明“读书对自己有用”，但对社会则未必。

假设学者们在娱乐资本的推动下，大批量跨上生产线，走上夸夸其谈贩售风度投合世俗奔向富豪榜的阳光大道，假设争当“明星学者”成为学界时尚，谁还会去埋头翻书做学问当“学者之星”？谁还会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能当上教授中的超女快男，迅速致富，也怪不得于丹易中天，钱送到眼前，只要拿起来安全，不要就是脑子有问题， 他们能与时俱进也算是时代先锋。如果有问题，也应该归因于那些把学者与学术过度商业化的娱乐资本以及恶捧他们的媒体。

上世纪，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写了本书叫《娱乐至死》，其中喻示了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为时代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他提醒人们：比物理意义的娱乐圈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他在书中写道：奥威尔的《1984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新世界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从于丹个案到“明星学者”的批量化生产，情况似乎正在向尼尔·波兹曼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在泛娱乐化的时代，即使学术界也不再清净，面临着娱乐大气场的吞噬。面对世俗价值的诱惑，学者是选择投怀送抱，还是独善其身？著名学者殷海光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他在解释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时曾经从反面讲到：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坚持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