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是真正穷，穷到缺衣少穿，口袋里永远空空如也，穷到家里的面缸时常露底，穷到除了吃以外再无心讲究其它任何别的。
在我幼小的印象里，那些年，炮台巷里真就时常有挨院上门讨饭的人，一般身上搭个布搭子，里边放着要来的干粮零碎，据我不完全所知，他们一般都不肯要钱，可能也许是真要不到一分钱的。
那都是真要饭的，也是真饿。记得我姥姥每回都是给点馒头啥的，要不怎么说姥姥生性善良呢，要么怎么说我辈也是受了遗传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如此，小镇西峰的街道上任然随意可以遇见那种绿色半斤一斤装的酒瓶子，街道两旁下水明道里时常搜捡到纸烟盒子，还有各色腊纸质玻璃纸质的碎花糖纸，还有，班级桌兜里时不时便有同学吃不完扔掉的霉干馒头。
想想，那时候困难到了吃都吃不安稳的程度，凭什么该抽烟的抽烟，该喝酒的喝酒，一点都没耽误，从来没影响过他们花费这个闲钱呢？
有没有人算过这笔细帐：七十年代初期，小镇一年，卖掉了多少烟卷、多少斤白酒？能占到小镇GDP的多少比重？
小镇那时间真就有西峰卷烟厂、西峰酒厂的，卷烟场有“董志塬”和“山丹花”牌香烟，各副食门市部都有酒厂的散酒。
我家住炮台巷十三号，一间门户朝东开的小小箍窑，面积大约有十来平米的样子，一盘火炕占去三分之一，平常只住我和姥姥两个，父亲来时，一家四口人也在这里做饭，也算是多功能用途。
跟姥姥经年只盖一床印花布被，被面是洗到发白的团花凤凰图案的那种。
炕的一头垒起几张白杨木板材，也当成家里的架板，架着几口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舅舅给姥姥早早准备好的寿材。
寿材下头是空出黑洞空间，偶尔装过一些散煤，烧炕做饭用。
沿着西墙根又是木板搭起的窄案，上边放着三只纸经缸，一装米，一装面，一装杂货，看缸的容积，每口装不了二十斤。平常大多是半空全空的。
进门处是灶头风箱，跟一张一平米木案板并排起来。最后屋正中放着一张半米多高木制小方案，或者叫小条桌，一家人吃饭用的，凳子有一只半个，另以两个工程上的线轱辘替代。
几个纸板箱子放在杨木板架上，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可怜，要说是“家徒四壁”来形容，更是一点都不过分。
七四年父亲从环县过来以后，墙上挂起用处方纸钉起的小本子，两个作用，一是家里每月所有开支必须详细记录。那年月日，打酱油多少钱，买醋又是多少。可以这样说，家里从来没有一次性买过两样的时候，都是酱油完一打酱油，醋完了打醋，跑腿当然是我，那是不惜力气的。
另一个是遗失物品记录。哪天月日弄丢了一只像皮。那天又又弄丢了一把小刀，一一登记。显然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针对我和哥哥两个人的。
这本子记录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多少本，现在家里似乎还能寻到一点零星的残存，却已然成为家传文物了。
那时候，年年盼望着能过年，根本不畏惧冬天的寒冷。原因特别简单，冬天里好玩的多，打雪仗、滑真冰，还有放烟花爆竹啥的，正月里的社火还有文艺表演，十五的灯谜会，时不时免费的公映电影这类。
当然还有押岁钱，更有好吃好穿的。
记得过年，家家几乎都一样，买一只或者两只猪头，几付猪下水。对面陈晓辉家条件要好，也只有猪头过年，原因大概可能是，当时有钱也买不到真正的猪肉，全西峰没有供应的渠道，晓辉他妈纵是物资局的也不好使。
烧猪毛，清理猪头，算是冬天里一件繁重的任务了，晓辉家是用汽油喷灯直接烘烧的，我们则想过各种办法，比如捡来沥青融化后拔毛，效果差强人意，最后还得回归老老实实，一根根拔除。
那时候都是老黑毛猪，毛粗到扎人，根埋得又深，无论如何都拾掇不干净。更重要的，烧出来的猪头其实味道并不好，跟正经猪肉完全是两种品质，严重拉低了对肉食强烈的占有欲望。
说起来苦日子，其实也就那么几年，七八、七九年，突然一切就好起来了。
好起来当然是从口粮开始的，然后就是五花八门的电影、杂志、报纸、书本、小人书、大戏，各式各类的，从扑克牌再到乒乓球，甚至钢笔这样的，转角商店里一时摆出来各色各等，“熊猫”的，“玉米”的，还特别便宜，几毛钱一支，人人购买得起。
那时候还真不知道，中国已经开始从上至下大变起来了。
还有一点更为明显之处是，小镇自此以后，各色的游行运动集会，一下子沉寂下去了，似乎是一夜之间都烟消云散、消声匿迹。
2026年1月22日星期四下午3时4分
小镇童年
小时候是真正穷，穷到缺衣少穿，口袋里永远空空如也，穷到家里的面缸时常露底，穷到除了吃以外再无心讲究其它任何别的。
在我幼小的印象里，那些年，炮台巷里真就时常有挨院上门讨饭的人，一般身上搭个布搭子，里边放着要来的干粮零碎，据我不完全所知，他们一般都不肯要钱，可能也许是真要不到一分钱的。
那都是真要饭的，也是真饿。记得我姥姥每回都是给点馒头啥的，要不怎么说姥姥生性善良呢，要么怎么说我辈也是受了遗传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如此，小镇西峰的街道上任然随意可以遇见那种绿色半斤一斤装的酒瓶子，街道两旁下水明道里时常搜捡到纸烟盒子，还有各色腊纸质玻璃纸质的碎花糖纸，还有，班级桌兜里时不时便有同学吃不完扔掉的霉干馒头。
想想，那时候困难到了吃都吃不安稳的程度，凭什么该抽烟的抽烟，该喝酒的喝酒，一点都没耽误，从来没影响过他们花费这个闲钱呢？
有没有人算过这笔细帐：七十年代初期，小镇一年，卖掉了多少烟卷、多少斤白酒？能占到小镇GDP的多少比重？
小镇那时间真就有西峰卷烟厂、西峰酒厂的，卷烟场有“董志塬”和“山丹花”牌香烟，各副食门市部都有酒厂的散酒。
我家住炮台巷十三号，一间门户朝东开的小小箍窑，面积大约有十来平米的样子，一盘火炕占去三分之一，平常只住我和姥姥两个，父亲来时，一家四口人也在这里做饭，也算是多功能用途。
跟姥姥经年只盖一床印花布被，被面是洗到发白的团花凤凰图案的那种。
炕的一头垒起几张白杨木板材，也当成家里的架板，架着几口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舅舅给姥姥早早准备好的寿材。
寿材下头是空出黑洞空间，偶尔装过一些散煤，烧炕做饭用。
沿着西墙根又是木板搭起的窄案，上边放着三只纸经缸，一装米，一装面，一装杂货，看缸的容积，每口装不了二十斤。平常大多是半空全空的。
进门处是灶头风箱，跟一张一平米木案板并排起来。最后屋正中放着一张半米多高木制小方案，或者叫小条桌，一家人吃饭用的，凳子有一只半个，另以两个工程上的线轱辘替代。
几个纸板箱子放在杨木板架上，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可怜，要说是“家徒四壁”来形容，更是一点都不过分。
七四年父亲从环县过来以后，墙上挂起用处方纸钉起的小本子，两个作用，一是家里每月所有开支必须详细记录。那年月日，打酱油多少钱，买醋又是多少。可以这样说，家里从来没有一次性买过两样的时候，都是酱油完一打酱油，醋完了打醋，跑腿当然是我，那是不惜力气的。
另一个是遗失物品记录。哪天月日弄丢了一只像皮。那天又又弄丢了一把小刀，一一登记。显然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针对我和哥哥两个人的。
这本子记录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多少本，现在家里似乎还能寻到一点零星的残存，却已然成为家传文物了。
那时候，年年盼望着能过年，根本不畏惧冬天的寒冷。原因特别简单，冬天里好玩的多，打雪仗、滑真冰，还有放烟花爆竹啥的，正月里的社火还有文艺表演，十五的灯谜会，时不时免费的公映电影这类。
当然还有押岁钱，更有好吃好穿的。
记得过年，家家几乎都一样，买一只或者两只猪头，几付猪下水。对面陈晓辉家条件要好，也只有猪头过年，原因大概可能是，当时有钱也买不到真正的猪肉，全西峰没有供应的渠道，晓辉他妈纵是物资局的也不好使。
烧猪毛，清理猪头，算是冬天里一件繁重的任务了，晓辉家是用汽油喷灯直接烘烧的，我们则想过各种办法，比如捡来沥青融化后拔毛，效果差强人意，最后还得回归老老实实，一根根拔除。
那时候都是老黑毛猪，毛粗到扎人，根埋得又深，无论如何都拾掇不干净。更重要的，烧出来的猪头其实味道并不好，跟正经猪肉完全是两种品质，严重拉低了对肉食强烈的占有欲望。
说起来苦日子，其实也就那么几年，七八、七九年，突然一切就好起来了。
好起来当然是从口粮开始的，然后就是五花八门的电影、杂志、报纸、书本、小人书、大戏，各式各类的，从扑克牌再到乒乓球，甚至钢笔这样的，转角商店里一时摆出来各色各等，“熊猫”的，“玉米”的，还特别便宜，几毛钱一支，人人购买得起。
那时候还真不知道，中国已经开始从上至下大变起来了。
还有一点更为明显之处是，小镇自此以后，各色的游行运动集会，一下子沉寂下去了，似乎是一夜之间都烟消云散、消声匿迹。
2026年1月22日星期四下午3时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