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来说，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或者思想教育，似乎都在小学时候。
比方初入学，去环县木钵阴家桥，唯一的一所瓦房的南山墙上就大书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字样，算不算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宣传呢？记得公社委员会院墙边涮得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木钵学校教室墙头上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学校里还举办过“批林批孔”宣传会，推我上台演讲过。
还有，认字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接下来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些，算不算？
第一次学歌，高唱《东方红》，接着唱《公社有只拖拉机》《学习雷锋好榜样》，课堂里背诵《雷锋日记》：“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无情。”
小学图画课，画雷锋像，描摹毛主席的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语文课堂里，老师讲雷锋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的故事。
任意哪里教室的黑板正上方，永远张贴着主席彩色画像。我们的课本扉页上全都是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是要人人背诵的：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司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班主任周老师是上海知青，三十来岁，很感性的一个人。她曾反复说：课文里主席的大段语录是不需要总结中心思想的，主席的话句句都是中心，必须要全文背诵。
比方有一课是：“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类的。
数学课汪老师是北京知青，跟周老师年岁差不太多，更理性的一个人，一口标准的京腔非常悦耳动听。数学题大都在计算农村学大寨用土石方啥的，要么工厂拖拉机数量，零件工具，显得极其实用。
老师们喜欢在课余讲点故事，调动调动情绪。周老师讲长篇小说《较量》，说实话，生冷硬僻不接地气，虽然讲了很多却听不大懂，有点不知所云。
曾有个音乐老师是个扎辫子年轻人，她要更活跃一些，先是讲了故事《古刹钟声》，后又讲《格林童话》，非常非常好听，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来当年都算是极其大胆和新潮的。果然年轻的力量就是冲动。
后来接棒的音乐贾老师又讲《灰姑娘》，何等之幸哉。
班级评优，最重要的是加入“红小兵”，后来又改成“少先队”。然后才是“三好学生”这类。
学生们每周不定期有全体大会，各班自带板凳，分片区坐在露天主席台下，听上边的老师领导宣讲时事。
这里，也曾把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学生，拎到主席台上示众，这个当时有着极大震慑力。记得我们炮台巷子里的王琳，又叫“王贼”，曾上过台子。还有同级生穆波，也被示过众，等等。
每周四下午学生们照例要放假半天，这是老师们“政治学习日”，雷打不动。
几乎每年，都有下乡劳动的机会，主要是去离学校比较近的秦霸岭公社帮农民掰苞谷。一干一天，自带干粮咸菜，完全是义务劳动。
学校还组织学生们勤工俭学。主要是在校办纸经厂里推大石磨这些，还有，每学期报名时，需要自带几斤废纸板子上缴，否则不予报道，这还多少成为一些学生们的假期负担。
勤工俭学的那些年，校里组织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毛纺厂、农一厂、烟厂、火柴厂等。还去农一厂劳动过，捡拾一些厂区废旧物资啥的。
带队去田头上过课，观察麦苗生长情况。
学校也有忆苦思甜教育，比如组织去教室后边带常识课的老师宿舍，亲自观看他用野菜蒸出的窝窝头，告诫怎么爱惜粮食。
假期中，学生们会组织各类自学小组，学习背诵《老三篇》，我们炮台巷小组晚上去过同学崔玉花家学习，某个暑期又到对面政治保卫部巷子某院落里学习《盐铁论》。
学校经常看包场电影，早期记得有：《创业》《向阳院的故事》《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海霞》《烽火少年》《小螺号》《欢腾的小凉河》《阿夏河的秘密》《反击》等等。
那几年小镇经常有镇压敌对分子的游街示众，一长串解放或者跃进牌汽车，两侧站满五花大绑被镇压的敌人，个低头垂目，胸口挂着打叉的大牌子，背后军人肃立，车头架起机枪，大高音喇叭声震十里，比过去村口敲钟动静大多了。
学校旁边东方红广场隔三差五来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一站一大排，这些坏分子上台前，很多都是押管在东方红小学——就是我们小学大铁门内侧，随时准备押拎出去。整个气氛异常恐怖。
然后就到难忘的七六年了。
七六年过罢年的新学期，发课本的同时，发了一个薄册子，是主席的《诗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成为新期头一课颂读的作品。
七六年绝对是多事之秋，东方红广场上几次花圈摆满，主席台上巨幅黑白像挂起。整个一年里，悲剧气氛浓重，一派肃杀之象。
记得一月八号那天早晨，我起来的早，小镇南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稀疏的几点雪花飘落，广播里突然播起沉重的声音。当时还没特殊感受，直到天蒙蒙亮，站在操场边看高年级学生们跑操，才发现过去随跑的老师们今天都站在后边，三五结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细听都是关乎总理的。
清明那次，某天早晨上学，突然看见广场路边侧墙上涮着大字标语“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记忆特别深刻。接着周老师的语文课上，拿着当天的报纸正声宣读，什么“坚决镇压打砸抢烧”之类。
主席逝世的那天应该是个星期四，下午孩子们都在巷子里玩耍，广播里突然几次预报“今天下午四点有重大消息发布，请注意收听”。整条巷子都被惊动起来，跑到东门队的打麦场高音喇叭下。果然，四时整，最沉痛的《告全国人民书》响起。
回家以后，不识字的姥姥也知晓了，哭着以手击门框说：“天塌掉了，以后怎么办呢？”
语文课堂，周老师沉痛到端着课本粉笔的托盘都不止抖动，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未语泪先流。
那一年的悲情无以言复。但说句实在话，学生们主要还是关起门来学习，受到的各类惊扰算是最小的。
十月“粉碎”的那一刻，中午放学，南大街沿街突然挂起一长排的漫画，人头攒动争相观看，什么“蓝苹献桃”“文痞下刀”之类，几乎都忘记了有“饥饿”这事。印象很深。
当时，农副公司新盖起大楼不久，为庆贺“粉碎”，鞭炮从四楼顶一直垂挂到地面，也成为一时的谈资。
收音机里那段日子更是四处飘逸着李光羲的《祝酒歌》。
翻过年到了一九七七，一切都渐渐宽松起来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课堂黑板正上方，挂着“毛华”两位伟人彩色画像了。
课本风貌也发生明显改观，比如加进来许多歌颂华主席的诗词，还有恢复发行的电影歌词，比方《洪湖赤卫队》啥的，感觉挺应新景的，课本印刷的纸张质量也提升了，白里发韧。
再后来，学习简化字，恢复高考以后，学习科技大的“少年班”神童宁铂谢彥波，新闻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及陈景润的故事，东北毛孩、常林钻石，歌曲里郭兰英的《绣金匾》，还有《交城的山》，小说有《第二次握手》这样的，也有《小灵通漫游未来》，还有外界铺天盖地恢复发行的老电影，更有高科技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些，班上也流行起《中国少年报》《少年文史报》，丰富的内容，全新的界面，崭新的一个时代似乎一下子扑面而来了。
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上午9时33分
我个人的极左时期
于我来说，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或者思想教育，似乎都在小学时候。
比方初入学，去环县木钵阴家桥，唯一的一所瓦房的南山墙上就大书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字样，算不算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宣传呢？记得公社委员会院墙边涮得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木钵学校教室墙头上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学校里还举办过“批林批孔”宣传会，推我上台演讲过。
还有，认字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接下来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些，算不算？
第一次学歌，高唱《东方红》，接着唱《公社有只拖拉机》《学习雷锋好榜样》，课堂里背诵《雷锋日记》：“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无情。”
小学图画课，画雷锋像，描摹毛主席的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语文课堂里，老师讲雷锋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的故事。
任意哪里教室的黑板正上方，永远张贴着主席彩色画像。我们的课本扉页上全都是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是要人人背诵的：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司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班主任周老师是上海知青，三十来岁，很感性的一个人。她曾反复说：课文里主席的大段语录是不需要总结中心思想的，主席的话句句都是中心，必须要全文背诵。
比方有一课是：“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类的。
数学课汪老师是北京知青，跟周老师年岁差不太多，更理性的一个人，一口标准的京腔非常悦耳动听。数学题大都在计算农村学大寨用土石方啥的，要么工厂拖拉机数量，零件工具，显得极其实用。
老师们喜欢在课余讲点故事，调动调动情绪。周老师讲长篇小说《较量》，说实话，生冷硬僻不接地气，虽然讲了很多却听不大懂，有点不知所云。
曾有个音乐老师是个扎辫子年轻人，她要更活跃一些，先是讲了故事《古刹钟声》，后又讲《格林童话》，非常非常好听，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来当年都算是极其大胆和新潮的。果然年轻的力量就是冲动。
后来接棒的音乐贾老师又讲《灰姑娘》，何等之幸哉。
班级评优，最重要的是加入“红小兵”，后来又改成“少先队”。然后才是“三好学生”这类。
学生们每周不定期有全体大会，各班自带板凳，分片区坐在露天主席台下，听上边的老师领导宣讲时事。
这里，也曾把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学生，拎到主席台上示众，这个当时有着极大震慑力。记得我们炮台巷子里的王琳，又叫“王贼”，曾上过台子。还有同级生穆波，也被示过众，等等。
每周四下午学生们照例要放假半天，这是老师们“政治学习日”，雷打不动。
几乎每年，都有下乡劳动的机会，主要是去离学校比较近的秦霸岭公社帮农民掰苞谷。一干一天，自带干粮咸菜，完全是义务劳动。
学校还组织学生们勤工俭学。主要是在校办纸经厂里推大石磨这些，还有，每学期报名时，需要自带几斤废纸板子上缴，否则不予报道，这还多少成为一些学生们的假期负担。
勤工俭学的那些年，校里组织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毛纺厂、农一厂、烟厂、火柴厂等。还去农一厂劳动过，捡拾一些厂区废旧物资啥的。
带队去田头上过课，观察麦苗生长情况。
学校也有忆苦思甜教育，比如组织去教室后边带常识课的老师宿舍，亲自观看他用野菜蒸出的窝窝头，告诫怎么爱惜粮食。
假期中，学生们会组织各类自学小组，学习背诵《老三篇》，我们炮台巷小组晚上去过同学崔玉花家学习，某个暑期又到对面政治保卫部巷子某院落里学习《盐铁论》。
学校经常看包场电影，早期记得有：《创业》《向阳院的故事》《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海霞》《烽火少年》《小螺号》《欢腾的小凉河》《阿夏河的秘密》《反击》等等。
那几年小镇经常有镇压敌对分子的游街示众，一长串解放或者跃进牌汽车，两侧站满五花大绑被镇压的敌人，个低头垂目，胸口挂着打叉的大牌子，背后军人肃立，车头架起机枪，大高音喇叭声震十里，比过去村口敲钟动静大多了。
学校旁边东方红广场隔三差五来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一站一大排，这些坏分子上台前，很多都是押管在东方红小学——就是我们小学大铁门内侧，随时准备押拎出去。整个气氛异常恐怖。
然后就到难忘的七六年了。
七六年过罢年的新学期，发课本的同时，发了一个薄册子，是主席的《诗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成为新期头一课颂读的作品。
七六年绝对是多事之秋，东方红广场上几次花圈摆满，主席台上巨幅黑白像挂起。整个一年里，悲剧气氛浓重，一派肃杀之象。
记得一月八号那天早晨，我起来的早，小镇南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稀疏的几点雪花飘落，广播里突然播起沉重的声音。当时还没特殊感受，直到天蒙蒙亮，站在操场边看高年级学生们跑操，才发现过去随跑的老师们今天都站在后边，三五结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细听都是关乎总理的。
清明那次，某天早晨上学，突然看见广场路边侧墙上涮着大字标语“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记忆特别深刻。接着周老师的语文课上，拿着当天的报纸正声宣读，什么“坚决镇压打砸抢烧”之类。
主席逝世的那天应该是个星期四，下午孩子们都在巷子里玩耍，广播里突然几次预报“今天下午四点有重大消息发布，请注意收听”。整条巷子都被惊动起来，跑到东门队的打麦场高音喇叭下。果然，四时整，最沉痛的《告全国人民书》响起。
回家以后，不识字的姥姥也知晓了，哭着以手击门框说：“天塌掉了，以后怎么办呢？”
语文课堂，周老师沉痛到端着课本粉笔的托盘都不止抖动，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未语泪先流。
那一年的悲情无以言复。但说句实在话，学生们主要还是关起门来学习，受到的各类惊扰算是最小的。
十月“粉碎”的那一刻，中午放学，南大街沿街突然挂起一长排的漫画，人头攒动争相观看，什么“蓝苹献桃”“文痞下刀”之类，几乎都忘记了有“饥饿”这事。印象很深。
当时，农副公司新盖起大楼不久，为庆贺“粉碎”，鞭炮从四楼顶一直垂挂到地面，也成为一时的谈资。
收音机里那段日子更是四处飘逸着李光羲的《祝酒歌》。
翻过年到了一九七七，一切都渐渐宽松起来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课堂黑板正上方，挂着“毛华”两位伟人彩色画像了。
课本风貌也发生明显改观，比如加进来许多歌颂华主席的诗词，还有恢复发行的电影歌词，比方《洪湖赤卫队》啥的，感觉挺应新景的，课本印刷的纸张质量也提升了，白里发韧。
再后来，学习简化字，恢复高考以后，学习科技大的“少年班”神童宁铂谢彥波，新闻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及陈景润的故事，东北毛孩、常林钻石，歌曲里郭兰英的《绣金匾》，还有《交城的山》，小说有《第二次握手》这样的，也有《小灵通漫游未来》，还有外界铺天盖地恢复发行的老电影，更有高科技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些，班上也流行起《中国少年报》《少年文史报》，丰富的内容，全新的界面，崭新的一个时代似乎一下子扑面而来了。
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上午9时3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