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生活会上最好的意见就是严格要求领导要注意身体，像这样讲：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他是我们组织的财富！像你这样拼命工作，怎么行？说者慷慨真诚，听者温暖，好一幅严肃紧张、生动活泼的场景！

领导的身体是大家关注的事情，因为你是领导嘛！领导人不都是身体强健，不知疲倦的，实际上由于他们一般年岁较高，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病。我可不想讲锻炼身体的法门，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著名医生洪昭光的劝告，别的我记不住，反正黑木耳的销量应该感谢他的宣传，据说对心血管类疾病很有效。

领导的身体对领导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一般而言多病的领导常常给人以不安全感，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的工作能力-不仅仅是身体的能力，还包括大脑的能力。一个让人怀疑的领导的领导基础就动摇了—这可是大事情！

让我们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几位风云人物的例子，他们左右世界，却无一例外受着疾病的困扰。我相信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中龙凤，但是在他们的行为中依然能看出疾病的影子。

1939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恶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时，严重的肠癌已扩散到他的中枢神经，根据医生的判断，他的大脑已严重受损，身体也无法支撑他进行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谈判。这或许有寻找借口的嫌疑，但是长途跋涉的张伯伦到达谈判桌前身体的虚弱却是千真万确的。

1941年，希特勒出现了心脏机能不全；第二年，伴随偏头痛和高血压，希特勒出现了记忆丧失。而在第三帝国衰落之际，希特勒的帕金森综合征已经十分严重，手臂颤抖，行动不能控制。相对于身体疾病，他的心理疾病的影响似乎更加隐蔽和严重。

根据亨利· 穆雷博士，一位哈佛大学著名的性格分析专家写于1943年的报告，希特勒犯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变态报复、强迫症、自我毁灭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报告预言如果德国战败，希特勒会选择躲到地下掩体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他的预言神奇地变成了现实。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长期的疾病使得罗斯福总统选择了尽快结束会议，这使得斯大林基本上获得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丘吉尔说：“他(罗斯福)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而他的对手斯大林严重的残酷、偏执和多疑是众所周知的，至1953年他因心脏病和脑血管破裂而去世时，最直接的原因居然是没有人敢进入他的卧室，“打搅斯大林同志的睡眠”，而使得抢救时机丧失。

我们常见到领导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出现在镜头前，这满足了我们对领导身体的期望，你可能能想象领导染发，反正我是见过领导化妆的。古巴的卡斯特罗每一次在公众面前摔倒，都会引起众多的猜测。不仅仅是他的身体状况，更多的是他的死会带来的影响，毕竟政随人走得事情太多了。所以每一次事后他都得在电视新闻上露一脸，以平息各种揣测。

所以领导有病是不能随便外传的，偶发的小病小灾可以让下属们知道领导的凡人一面，或许可以增强亲切感，但是这个收益伴随的危害可能性实在太大，还是不说的好。

这件事的另一面是领导有病了，一定要及时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以为抗过去更加显现自己坚强意志的领导百分百是失策，要知道人都会生病，人也都能理解疾病是怎么回事。有病不治，进而拖死的领导无异于自杀，而且这种自杀的手段还十分愚蠢。宣传上常常出现的这种典型真不知道要宣传什么。

领导人的疾病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妙用，比如装病可以用来示弱，用起来就像蒋大总统的下野，不过是下一次进攻的准备，起跳前的下蹲；或是来掩盖某种不可见人的东西。曹孟德梦游杀人，就是他多疑、怕被人谋杀心理的遮羞布。更有趣的是被强制生病的，当年的袁世凯就是一纸诏书，被打发到河南“养足疾”的，估计这位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的未来“洪宪皇帝”，一脚能踢死条牛，但是此时也得装模作样，穿蓑衣，戴斗笠去钓鱼、养足疾。

领导人应该在身体尚健康的时候着手培养接班人，疾病死亡、新旧交接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心胸放开一些，要知道一代会比一代强，自己也是犯着错误成长的。我们现在的退休制度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他能给领导一个清晰的时间表。通用的韦尔奇传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高尚的人格、清晰的程序和规则保证了这个常常产生政治混乱的过程的平稳。有兴趣的可以找他的传记看看。可惜的是中国的接班人的下场大多不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是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嫉妒那个称为接班人的人？还是接班人、领导人本身的问题？

暴死的领导会让各方措手不及，尤其是独裁性领导，会留下巨大的权力空当，从而引发混乱。这种时候再怪死去的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保持最大限度的稳定交接是主要的任务。古时的君主有密不发殇的，实际上今天也有很多不立即对公众宣布的死亡，因为还没准备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领导们从一点一点的小事开始注意身体，愿大家都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