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我要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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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内地的学术研究，郎教授感慨万千：“我听说国内发表文章看的不是论文的质量，而看的是关系和知名度，看的是学术观点是不是对路。学术上近亲繁殖得很厉害，学术风气非常不正。”
郎教授说，这种学术上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一是权权交易。核心刊物有发表文章的权力，学术单位的领导干部有人事、招生、授学位和财务权力，于是，你发表我的文章、我让你读在职博士等权权交易就顺理成章了。二是权钱交易。我有版面，你有钱，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发你的文章。于是，“版面费”这玩艺就越来越不稀奇了，核心刊物靠版面费发财；有“本事”提供版面费的人，不管文章有多臭，照样得大奖，当教授，做博导。三是“对敲”。所谓“对敲”，就是你发我的文章，我发你的文章，形成“互助组”、“合作社”。因此，不管你的水平如何，只要能混上一个主编、副主编，不愁成不了大学者、著名学者、大师级学者。
郎教授还列举了内地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一是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最为显著；二是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具代表性。内容上粗制滥造，种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大都是将现成资料颠来倒去、加减乘除；三是泡沫学术，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这些靠盗取剽窃来的、或者是毫无建树的所谓学术论文、专著，实际上却差不多都是学术垃圾；四是假冒伪劣，许多院校科研部门，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五是抄袭剽窃，这早已成了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称之为“学术蝗祸”，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从小学生到科学家，无不暗中行之。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六是评奖立项上的腐败，大家都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评委会里没人，文章写得再好，书出得再精也白搭。
郎教授说，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科学不正当行为还不普遍，原因是科研与个人经济利益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但自从科学家逐渐成为一种职业，科学的不正当行为开始增加。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德摩的论文风波，成为美国政府监督科学不正当行为的转折点。
20世纪80年代，当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巴尔德摩与他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后其中一名合作者所带的一名博士后发现，自己所在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有问题，可能是造假，于是向巴尔德摩反映，要求其撤消论文，但巴尔德摩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名博士后也被开除。这一事件公开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等有关学校清查了实验数据，但均认为数据没有伪造。于是在1991年，美国政府派出特工人员，对记录原始数据的墨水、胶带等进一步核查，认为数据确实有假。
这一事件至今仍疑点重重，但美国政府从此事认定，科学界很难自我更正。于是在1992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成立了研究诚实办公室，专门接受和处理对学术不正当行为方面的举报。
郎教授说，要防止学术腐败，提高整体的科研管理水平恐怕是主要途径之一。具体而言，需要从杜绝不正当科学行为的角度出发，在科研管理中杜绝人为因素，全面完善质量控制，包括加强对实验室的监督，在研究数据的保存和实验记录的定期检查等方面制订出规范化的标准等。
“此次我回来，就是要带头拨乱反正，把国外好的学术风气带回来！” 郎教授非常自信地说。
郎教授刚回内地，当时的理想是当学术界的“王海”。郎教授的一番痛斥学术界腐败的言论，说得让人为之一震。只可惜当时郎教授的名气不是很大，否则撰写一篇郎教授痛斥学术界腐败文章，也一定会成为很多报社的重要新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