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印象中，神圣的法院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腐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4年5月，时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吴振汉和10多名法院庭局负责人、法官因严重违法违纪先后东窗事发；2005年至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爆发“腐败窝案”后，又相继爆发了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惊人案例。这些喧嚣尚未尘埃落定，日前，武汉中院两任院长腐败落马、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名副院长和4名法官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甘肃酒泉“拿下”9名法官的新闻又接踵而至，让人大跌眼镜。
从相关报道中得知，法官们非法敛财的手段大同小异：一是收受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贿赂，为行贿者谋取更好的职位或其它利益。这种敛财术一般的法官无缘亲历，只有那些院长们才有资格，才会玩得“炉火纯青”；二是滥用司法权进行创收活动，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经商办企业，搞有偿服务等；三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取好处费保护非法经营活动。这次酒泉9名法官落马，就是因为他们为车主虚开查扣凭证，导致车辆所有人或所有单位免交交通养路费等费用，造成了国家或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四是暗中收受当事人、律师的贿赂，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
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条防线一旦失守，公众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正是因为“人命关天”，多年来，自上至下都在“严防死守”。目前，我们对司法的外部监督网络不可谓不严密，人大、政协、检察、信访等都可以监督法院和法官，最高法院不仅出台了相关规定，还实行了警示教育、诫勉谈话等制度。然而，这些“土篱笆”根本阻挡不了某些法官蜕变的步伐，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法律法规玩弄于股肱之间，认为自己是司法者、“治人者”，法律不会也不应该对自己产生约束力，在目空一切中迷失了自我，导致司法腐败成了“最后的腐败”和“最大的腐败”。
不可否认，在司法走向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法官腐败现象在所避免。然而，一个法官犯案不稀奇，奇怪的是众多法官先后出事，或像深圳中院、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那样大面积“沦陷”，更奇怪的是还有不少腐败变质的法官居然能长期身居高位，有的甚至边腐边升、起腐越升……
因此，当一个又一个法官（有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或精英）成了腐败分子，沦为阶下囚时，众多的人便会下意识地把目光盯向我们的监督机制，惊讶体制上的漏洞让一些法官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反思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只有40余名法官犯案。
由是观之，遏制法院腐败“群发”、集体“沦陷”，必须从体制入手，从健全监督渠道入手，从源头上根除司法行政化的“病灶”。在当前情况下，既要建立“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也要建立“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还要建立“不必为”的保障机制，让这些相关制度互为制约、互为支撑，使我们的法官们“一个也不能坏”，“一个也不敢坏”。如果止于见一个、查一个，而不去反思、封堵体制上的漏洞，“司法腐败”的遏制就只能是缘木求鱼，“群发”式的“沦陷”还会再度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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