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对于武汉45万餐饮业职工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通过“马拉松式”的谈判，所有武汉的大厨、“地哩”实现了加薪。根据合同，武汉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较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这也是迄今中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这个五一，餐饮行业职工们就是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广州日报》5月3日）

       尽管武汉通过谈判实现45万行业职工集体涨薪，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范本，但是，“武汉模式”的实效如何？究竟能走多远？这一系列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轻松，正如武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朱毅所说，协商不易，落实更难。

      一个能证明武汉模式作用的细节是“如果能够解决武汉餐饮行业职工工资分配问题，也就解决了武汉1/5劳动力人口的收入公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给武汉模式以较高的评价，也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通过对武汉模式的观察，笔者的观点是，工资集体协商之下，企业比工人受到的益处更大，社会也应从武汉模式中得到启示：应坚决抛弃那种工资协商“工人受益企业受损”的错误论调。

       长期以来，老板不愿谈、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工资集体协商给职工的感觉是“看上去很美”，隐藏其后的一个认识困境就是工资集体协商会增加用人单位经营成本，导致职工受益而企业受损。但武汉模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十足错误的、误导社会的观点。

       一是工资集体协商不仅是单纯增长职工的工资。应当看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和职工的共同需要，其结果是双方受益。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对餐饮业用工荒深有体会，“淡季时缺工3%～5%，旺季时缺工达15%，很多餐厅老板找我要人，我也没办法。钱少又辛苦，谁愿意干？”由于工资水平太低，武汉餐饮行业用工荒非常严重，那么，在理性的工资集体协商之下，这样的困境的解决并非难事。

         二是工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的对立面上。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与企业既有矛盾的一面，更具有命运共同体的一面。市场机制增大了工人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劳动岗位的不稳定，工人一旦失业就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由此决定工人与企业的关系绝对不是博弈关系，而是协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工资收入分方面，工人一方面盼望劳动报酬能够有所提高，与企业共享发展成果，一方面也绝不希望企业负担太重，以至于丧失市场竞争能力，因为这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从一定程度上说，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人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关系孰轻孰重，比企业更清楚，一般来说，工人不会不顾企业实际、不顾企业发展，片面要求增加工资。

       三是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不会损害企业的利益。不少企业的实践证明，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能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企业比工人更能从工资集体协商中受益。

     长期以来，作为员工，只能选择接受或终止劳动合同，而没有能力选择增长工资的话语权。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双方享有平等的建议权、否决权和陈述权，但现实中，这对普通劳动者只是权利画饼。而武汉模式让工人们的权利有了落地的可能。

        工资协商：企业比工人更受益。应抛弃工资协商“工人受益企业受损”的错误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