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山东省多个部门联合推出新举措，推行将公务活动委托旅行社办理，意在节约成本，提高行政透明度。（《新京报》4月11日）

       “公务活动外包”效果如何？据市场调查，把公务活动委托给专业旅行社办理费用将可节约15%至30%。山东嘉华国旅总经理张明说，吃住行是旅行社的专长，比机关自己组织公务活动花费要少得多。以到欧洲公务考察为例，每人可节省出1万元到2万元的费用。看来，这是一项有着创新意义的举措，效果证明了规定的可行性，不过，这能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吗？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之策？

  

        就笔者的观点，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更是一种次优选择。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反思的是，旅行社可以做到的，为什么政府部门做不到？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去借鉴旅行社的一些做法而是把公务活动外包呢？

   

       此前发生的“去赌城考察人力资源”等事件告诉我们，三公消费并不仅仅是“公务活动外包”所能解决的，如果迷恋于公务外包活动一时的成效，很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甚至把本应做到的事情当成一种“政绩”来宣扬。可以说，政府公职人员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不良行为，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而且丧失民心，社会影响极坏。这种现象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财税制度缺陷。没有健全的财税法律制度约束，三公消费盛行，将会大大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本，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官员讲排场、讲阔气、公车私用都会成为丑闻，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更严重，可能下台。据报道，芬兰中央银行有位行长，有一次在公款宴上点了一道叫鹅肝的菜，按照该国的规定，所有的公务接待都要向国民公布，诸如接待什么客人，吃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要上网公示。这道鹅肝的菜被公众认为“超标”，传媒曝光，众议哗然。结果这位行长引咎辞职。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就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之职。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恰恰相反，把公款消费当成了“特权”甚至是“能力和水平”的象征。而这决不是公务活动外包所能解决的。

           三公消费盛行是财政预算软约束的表征——预算编制与决算编制脱节。公共预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预算，其编制和确定都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但我们的预算，内容粗略，难以对其进行实质审查和监督。同时，我国政府预算只反映了预算内和部分预算外的财政收支活动状况，大量预算外、制度外的公共收支行为仍然游离于预算的监督约束之外，破坏了预算的完整性。由此出现了不少不合理现象：预算内容还不够细化，预算执行中很难避免二次分配现象，预算外资金使用中违规违纪现象较为普遍，而由于财政监督力量不足，难以严加控制。三公消费泛滥根本原因就在预算缺乏透明和公开、细化。

         公务员是人民在宪政中的委托代理人，有责任合法地行使权力，为人民服务。三公消费是公务员利用特权满足自身贪欲的表现，是一种亚腐败，它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阻碍着廉洁政府的建设。

        正如专家所说，要根治公费滥用，还是要依靠制度上的转变，保证公共财政支出的阳光化。不仅要控制公务活动的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提高行政效率。因此，公务活动“外包”仅是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