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部刚刚公布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通称973计划）2011年启动的172个项目前两年预算安排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项目后3年预算安排中，几位重点高校校长赫然在列。经仔细的调查、统计发现，在这份279人的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长、各学院院长，科研机构所长，公司副总裁、总经理、总工程师等，占总人数的近75%。（《中国青年报》1月6日）

        面对“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的疑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前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九成人士拥有行政职务，而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对比之下，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仕而优则学”的时代吗？并且，这是天经地义的吗？

        事实上，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院士评选‘当中，不少“长”都能顺利成为院士，对此，该如何审视？为了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而避免通常的模糊感知，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在这样的调查结论面前，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让人奇怪吗？

           《我国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与对策调查问卷数据分析报告》表明，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科技成果获奖人排序有“领导优先”的问题。与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相联系，我们看到了如出一辙的逻辑：权力主宰一切，权力通吃已成科学研究之梦魇，官本位已经深入脊髓，一切都以“官员”的利益为上，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可以说，“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价值取向。

 
            如果这些“长”真能做出科研成果，在笔者看来，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怕是科研经费被白白浪费。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曾明确指出，我国基础研究的危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更主要的是投入方向不对，有些人只是通过与领导的关系和媒体的吹嘘得到经费，但本身多半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研究的。并且，曾有一个例子被反复提及：一个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我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

           最可怕的是，科研管理中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很多没有研究能力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拿到课题，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反而拿不到课题。这正是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带给我们的可怕想象。

            　对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表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等级森严，学术共同体的分层使得共同体的结构呈金字塔型，正如学者布鲁贝克所指出，大学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而是等级制度的社会。学术人员都希望自己成为同行中的优秀者，以早日跻身学术界的上层，专家们渴望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有更高的社会声望，以巩固现有的地位。但是，行政权力是唯一凭借吗？

         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昭示了一种可怕的事实：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抵不上官场的春风得意，比不过权力的呼风唤雨，其结果是学术官僚化和官僚“学术”化纠葛。对此，我们还能再视而不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