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可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国际先驱导报》1月4日）

      维护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价值和目标。但是，当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遮羞布，成为官员徇私枉法的庇护伞时，我们就会发现维稳正在异化，甚至正在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单就维稳成本来说，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2010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并且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选择——“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那么在水涨船高的前提下，日益见涨的经济成本可是社会能负担得起的吗？更何况，在社会矛盾和冲突因素增多的前提下，再多的金钱也不可能让矛盾和冲突消失，相反，是在增多。

        因此，当“维稳压倒民众诉求”出现时，这已经不仅是维稳的异化，而是在增加整个社会的忧虑和不稳定因素。而“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和“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的学者判断如果不加以重视，在笔者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就笔者的观察，社会转型期维稳异化的表现除了“花钱买稳定”——“维稳成本扩大”和“维稳怪圈”形成——“越维越不稳”外，至少还有三种表现。一是维稳内涵急剧扩大。在“一切为维稳让路”的思维逻辑下，维稳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同时维稳手段层出不穷。在不少官员的潜意识中，似乎只要属于维稳，就可以忽视民众的权利。

             二是稳定异化为之下，公民成为“刁民”。并且在维稳压力之下，“刁民论”有扩大的迹象。如果政府将社会底层的成员称为刁民，本身就有推卸自身责任和歧视社会成员的嫌疑，实际上是公开地把政府放在与民众对立的位置，将导致民众产生更为严重的不满情绪。

       三是社会冲突和社会稳定的对立。应认识到，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并且，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和冲突。英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认为，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其实是无法避免的，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对于冲突，不能简单的否认或压制。

          历史教训一再证明，强制力的运用带来的只是社会秩序的暂时好转，而不能消除滋生社会冲突的根源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笔者以为，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工程。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社会，决不会没有矛盾，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用动态的眼光、动态的手段来正视矛盾和解决矛盾，特别是建立相关的制度，允许和引导矛盾在制度化渠道内得以表达和解决，而不是为了表面的稳定、一时的稳定而忽视和压制矛盾。这是“维稳压倒民众诉求”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