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杜祥琬院士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我一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现在只能算一篇论文，按照现在的学位标准可能连硕士学位都得不到。”（《中国青年报》9月17日）

       “论文造假、抄袭愈演愈烈；靠拉关系争项目和经费；评审成果造假；伪造学历及SCI引用查询证明……”遭到了众多专家的炮轰，SCI崇拜症更是备受置疑。无论是激愤还是平和，无论是倾向情绪化的批判还是偏向于学理的剖析，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近年来遭到的诟病不可谓不少，但是，我们看到的怪象是，浮躁之风不但没有减弱，相反又出现了更严重的病态，而SCI崇拜症就是最明显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SCI崇拜症就是学术界的“GDP崇拜”，根源于量化考核对学术界的“阉割”。管理部门运用权力，通过一定的标准，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量化为具体的数字，根据数字对学者进行“三六九等”的优劣划分。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但关键在于这种做法把智力活动简化成了大工业时代下的机器生产，管理者看到的仅仅是数字的比拼，而学术的思考性和创造性被无形中磨灭了。如此以来，就形成了学术研究中的“GDP崇拜”——重量不重质，科研被量化成项目的数量多少和经费多少，论文看的也主要是发表的数量。在这种盲目的“学术GDP”崇拜下，学者成了论文机器，甚至是“废纸生产者”。

       因此，杜祥琬院士“我一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现在只能算一篇论文”的话语实在让人感慨。只是在“学术GDP”崇拜下，我们以后还能见一生只有一篇文章的院士吗？

       无独有偶，很多知名学者的一生其实著述并不多。一个事实是法国研究体细胞克隆兔的研究组在克隆兔诞生前6年的艰苦工作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科学家没有发表一篇医学论文，而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和方法》，尽管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该书是在他60岁那年出版的。这些在“学术GDP”下，是可以想象的吗？

         “学术GDP”崇拜之下，必然使学术活动越来越趋向功利化，使学术丧失独立品格，并且堵塞了学术的良性发展。SCI崇拜症仅仅是“学术GDP”的衍生物。“学术GDP”崇拜把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逐步衍变为可以用金钱直接置换的东西，变成了如同工厂批量生产的商品或者用化肥催生出的蔬菜，必然出现大量的无病呻吟之作、千人一面之作、剽窃抄袭之作等伪学术。论文成了为了写作而写作，买卖论文通过权力和金钱请他人代笔等现象比比皆是，就是明证。

       面对“学术GDP崇拜”，笔者想到了一则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出门旅行，看到路上有一堆狗屎，甲经济学家就对乙经济学家说：“你要是把这堆狗屎吃了，我口袋里的100万元就归你”，乙经济学家就把这堆狗屎吃了，得了100万元。然后继续旅行，路上又看到一堆狗屎，乙经济学家就对甲经济学家说：“你要是把这堆狗屎吃了，100万元就还你”，甲经济学家也把这堆狗屎吃了，拿回了他的100万元。回来的路上，乙经济学家怅然若失，说这一路上没有半点经济效益，甲经济学家沉思了一会，说，不对，我们创造了GDP。“学术GDP”下的“SCI崇拜症”逻辑，难道不是与其如出一辙吗？

     一生只有一篇5000字论文的院士，以后还会有吗？这决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而要回答之，遏制“学术GDP”崇拜现象就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