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地方统计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约1.4万亿元。但来自基层某市区统计局的统计人员则表示，当前地方统计依然处在各种利益的重重围困中，统计失信的危险远没有解除。（《经济参考报》8月13日）

     整个社会当前面临的尴尬是，一方面，政府统计的公共性特点越来越突出，除了是管理国家、监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外，还承担着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内外对政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存在诸多质疑，政府统计失信危机似乎到来。正因为如此，关于GDP统计的诟病，至今不绝。

     而基层人员称地方GDP统计受多种利益围困，提出了三种原因，一是片面夸大统计数据的功能，二是地方政府和其官员利益的干扰，三是管理部门纵容或参与到企业统计的弄虚作假行为中，归结到一点，都离不开各种利益因素的侵蚀。应该承认，种种分析符合公众和社会的一般认知，但是，就笔者的观点，地方GDP统计受多种利益围困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问题，一是统计独立性的缺失，二是问题发现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弱化。这些才是导致政府统计失信的根本性原因。

     最常见的统计数据失信表现为“注水”与“缩水”两种方式。当政绩需要用数据来体现时，“注水”就得以发生，如GDP、发展速度、产值产量、税收、利润等；当用数据反映问题时，“缩水”现象应允而出，如生产伤亡事故、环境污染、失业率等。更可怕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出现了同一统计指标存在多种数据与版本的现象，让统计数字根据需要而进行取舍。如一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是一个版本，上级来检查计划生育时又有一个版本，搞救济扶贫时还有一个版本。这些怪象都是统计数据失信的表现，也 导致了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破坏。

      按照统计学原理，统计应遵循自下而上的传输程序:首先是被调查对象如实填写上报统计资料，然后是政府统计部门根据搜集到的原始统计数据经过汇总整理得到中间数据并逐级上报，最后得到全面反映客观现象的综合信息。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统计数据的生成是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结果。这样的数据获得当然与真实性、准确性的要求差距甚远。

       并且，当数据可以“注水”和 “缩水”时，就意味着造假本身就是上级意图的产物，可以说，上下级之间早已因部门利益、政绩考核等原因而成了“利益共同体”，下级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本身就是在间接为上级领导创造政绩时，如此以来，即使统计违法事实已被发现，承担惩罚成本的几率也将趋近于零。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政绩指标由上向下层层压来时，自然会有统计数据由下向上层层虚假的现象发生，形成的可能性结果之一就是各地区一级与国家一级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结构和速度核算数据方面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全国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地方统计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约1.4万亿元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地方GDP统计受多种利益围困是制度失灵的折射。笔者以为，就统计行为来说，当问题发现的几率低，惩罚的力度小以及机会利益大于因败露而遭受的惩罚成本时，利益主体便可能不顾制度约束而选择造假，反之，造假行为将无处遁形。正如诺思所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因此，重塑政府统计的公共性，就要彻底消除机会主义行为，而这离开了制度变革等于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