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长期为农民工工伤维权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了一份《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研究报告》。报告共收集整理329件农民工工伤案件，涉及农民工344人。报告显示，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行政执法部门缺位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中国青年报》8月6日）

      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行政执法部门缺位，这些都是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陌生吗？可以说，这些问题年年谈，年年解决，不过，总是年年还在顽强地存在着。不知道，这些“拦路虎”何时能不再进入我们的视野？

       所谓“拦路虎”，无非就是农民工基本权益无保障的变相说法。事实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社会保险权益包括工伤、医疗等无保障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都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仅仅依赖市场法则是无法解决的。

     在笔者看来，农民工工伤维权“拦路虎”的顽强存在与当下制度歧视的自我强化有关。我们知道，农民工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农民工没有表达自己意思的正规渠道，农民工的组织仍只是原始的地域组织或血缘组织。一般来说，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劣势者的资本。但是，我国对农民工的歧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歧视。原因何在？一种制造和容忍歧视的制度力量在支持这种歧视的存在。并且，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刚性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事实上，20世纪末，各城市地方政府在面对农民工的就业竞争时，对就业工种、专业、人数、就业期限所作的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正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措施路径依赖的结果，在这样一种政策氛围下，农民工很难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职业选择，他们在工资待遇、劳动争议处理及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方面均无法与他们的城市同行看齐，伤害了他们的权利和生存的尊严。进而就导致了农民工工伤维权“拦路虎”的社会病症。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这意味着制度正义的流失。我们应该明白，一定的制度是否合理，是由该制度安排中所蕴涵的正义所表达甚至决定的，如果该制度安排的正义已明显地发生变化，则意味着该制度的改变、某种新制度的产生。

       面对农民工工伤维权“拦路虎”，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不能借助于“圆桌政治”来实现，他们就有可能选择“街头政治”和“夜晚政治”等极端的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孕育能量。更要看到，近年来，农民工跳楼“自杀”、群体性骚乱、报复性攻击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说明重建农民工的表达愿景已刻不容缓。所谓愿景，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个心向往之的将来的生动画面，它既是可以被描述的又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往往不取决于它包含成员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或组织形态。因此，消除农民工的制度性失语状态，把农民工维权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就是化解农民工维权成本高的制度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