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著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的最新调查显示，继日本东京、名古屋、横滨、神户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这一指标分别从104、111和98位,戏剧性飙升至26、28和29位。（中国新闻网6月11日）

      京沪港成亚洲消费最昂贵城市的信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诸如“工资非洲水准，生活成本欧美标准”、“自豪还是耻辱，这是个问题”之类的跟帖比比皆是。而从这样的议论中，不难发现，京沪港成亚洲消费最昂贵城市所引发的议论恰恰击中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软肋：公众幸福指数不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相反，公众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压力，是内心对幸福、和谐生活的渴盼。

     何以解读京沪港成亚洲消费最昂贵城市？无论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还是对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笔者以为，公众对京沪港成亚洲消费最昂贵城市的非议表明，生活满意度是当下社会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样的重要问题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他们更加倾向于关注诸如GDP和经济增长率之类的问题。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经济的增长能够自动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福利水平，因此，只要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可以了。但是，有关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并不能够等同于生活满意度的增加。美国学者伊斯特林对有关幸福感的数据进行的直接考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所观测到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是“幸福—收入之谜”。

       我国的有关调查也证实了这点。中国城市论坛发布的《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显示，我国四大直辖市存在一个软肋——在宜居指标方面得分都比较低。也就是说，现下城市的发展还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是一种非共生发展。人均GDP比较高的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会比较高，这可能会抵消高收入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房价。在京沪，人均收入虽然比其他地区要高几倍，但是其房价比其他地区可能高十几倍。如果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则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当然，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对居民生活满意度都会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到生活成本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均GDP的高低就有可能与其居民生活满意度相背离。这也是京沪港成亚洲消费最昂贵城市引起不满的原因所在。

       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不只是物质的发展，同时，要维护人们应有的权利。“工资非洲水准，生活成本欧美标准”的背谬现象告诉我们，单纯以提高人均GDP为目标的政策并不能够有效地提高公众生活满意度。如果更高的人均GDP不能带来更高的公众生活满意度，则政府就需要考虑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收入分配是否变得不均？GDP增长是否是以更高的生活成本为代价？是否牺牲了过多的环境资源？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而是要使更多人对生活感到更加满意。就目前来说，政府应从公共服务缺位和公众承担的过多不应承担的生活成本如垄断成本、民生成本等方面进行改革，进而弥补社会发展的短板或者说跳跃社会发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