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作家，应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还是要有道德和良心。”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今天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首次就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诗作给予回应。（《中国青年报》8月6日）

   “在国家和人民遭受苦难，心灵和生命都遭受重创的时候，用这样的文字做出这样的情感表达，无论如何是不妥的，是让人遗憾的。”铁凝表示，如果有一天见到王兆山，会把这番话告诉他本人。她还以自己曾为某文学刊物题过词，写“风华正茂”时，“茂”字多写了一点的事情为例进行了阐释。

 
    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叹，我们不难管窥隐藏其中的看客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对作家责任进行了放逐。毫无疑问，作家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艺术才能之外，更应具有敏锐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读者的导师，起码也该是读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争成为益友。对此，胡适先生有一段话把责任意识说得很通俗形象：“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鲁迅先生在30年代，也严厉批评过那种自比鸟和花，爱怎么唱就怎么唱、爱怎么开就这么开而不管读者是否高兴和上当的作家。

    对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反思，承载着公众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王兆山的感叹无非折射着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乃至精神上的溃败。就笔者观点，说到作家责任，不能止于作家，必须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界。我们在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知识者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在他们遭遇内外的巨大压力时，却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忙于把自己交出去，忙于自弃自辱，从而呈现出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溃败。这让笔者想起了摩罗在《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中的一段话：“为什么鲁迅研究空前繁荣、空前深刻？为什么人们毫不犹豫地将鲁迅视为标准、视为至高无上的坚强与高贵？就因为历史的对比太鲜明了。知识分子全体溃灭的丑恶而又痛苦的历史将鲁迅烘托得格外高大，一代惨遭失败与羞辱的知识分子需要借鲁迅的光辉来修复自己的伤残形象，并从鲁迅的光辉中寻找铁肩担道义的崇高感和奋力挣扎的力量感。”对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思考，能否作如是观呢？

    鲁迅曾经用他犀利的笔触，画出一些知识者充当统治者帮闲、帮忙乃至帮凶的魑魅魍魉。在其后的20世纪的社会进程中，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这一类型知识者的流布和变迁。从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之事，从张承志自称要一人孤勇地与来自鲁迅所攻击的“智识阶级”战斗的誓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知识者一些精神的现状。90年代，北大教授钱理群就知识界的现况作了不容乐观的描述，以为当今的一些知识者正忙着从边缘向中心，从两侧向体制靠拢，他们由“专业陈述”转向“摹仿政治家口吻”。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以“专业陈述”的姿态，扮演“政治幕僚”的角色。话语转换背后隐藏着是角色的转换，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因此，如果我们如果不追溯源头，并从体制与观念上加以根除与澄清，那么，历史有可能再循环，王兆山仅仅是王兆山罢了。

    就当下来说，剔除看客心态是防止作家责任被放逐的必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