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驻遵义记者站陆续接到遵义县一些采矿企业打来热线，反映该县政府以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辖区内的钼镍矿企业必须按照每吨2000或4000元的标准交纳所谓“统筹费”。他们认为，县政府的此项收费不合法，也严重侵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遵义市国土局有关负责人认为，遵义县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收取所谓的“统筹费”还真是闻所未闻。（《贵州都市报》5月8日）

    当主管部门以一句“闻所未闻”来表达对“统筹费”的认识的时候，这种做法的荒唐和可笑就跃然纸上了，不过，这似乎不影响某些人士看似理直气壮的诡辩：“县里发文收费是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

   此情此景，让我们对权力的任意行使程度及其后果的可怕性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公权任意行使下的怪胎，而其实质则是典型的权力变现。所谓权力变现就是通过公权的非公共行使以达到追逐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目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公权的公信力，造成治理陷阱。收费成了目的，执法成了手段，违法行为成了公权可以利用的资源，自然导致公众对公权的不信任，会使社会治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类似“统筹费”之类的事情，我们并不少见，诸如某地依靠罚款给职工发工资，某地竟让车主提前预缴罚款等等，其性质是一样的恶劣，都是权力变现在现实中的折射。换句话说，权力变现在社会转型期几乎成为公权下意识的选择，几成流行的趋势。这是一种何等让人忧虑和无奈的图景！

    要知道，权力变现的流行意味着公权公信力的流失，更意味着政府必须为此承担极为昂贵的道义成本和信任成本。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政府在收获金钱的同时，失去的东西将无法以金钱来计算，有什么东西对政府来说比失去公众的信任重要呢？有什么东西比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更重要呢？

    权力变现的流行，必然导致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公权本应对公民负责，就像医生要对病人负责、教师要对学生装负责一样自然。但在权力变现之下，公权对公民负责的精神被抛弃，不是把公民的利益和需求放在首位，而是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权力变现之下，公众利益无处藏身。

    权力变现，从根本上说，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背离。我们知道，责任行政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公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回应力的高低，回应力意味着公共行政是否能够反应公众的需求并满足公众的合法期待。因此，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而权力变现的背后却是政府对自身责任的推卸，对公众意志的违背。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应以赢得社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为目标。因此，应警惕权力变现背后的公权公信力塌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