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他说：“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新快报》2月19日）

     一句话，关于“看病难、看病贵”，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而非真正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不但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不符，也与官方给出的结论相悖，难怪引起了网友情绪的反弹。

    那么，堂堂卫生局副局长何以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用“修”人与机器来比较是否尊重生命、医疗技术的时候，笔者以为，这已经脱离了尊重生命的逻辑，完全是在用金钱和物的眼光来看问题，根本谈不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其中不乏隐藏行业利益观念的因素。

     近年来，从农村到城市，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成弥漫之势。有关抽样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仅次于“收入问题”，位居第二，是老百姓关注的切身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似乎成了挑战公众情绪的话语，其对公众心理和社会和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

 
     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卫生问题，已经完全不是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与总量问题，而是社会卫生问题，即社会政策意义上的卫生问题。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成为全社会的一致呼声。笔者以为，“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是完全无视社会公平的观点，荒谬之极。

     我们不能忘记在去年两会上，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针对于当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道歉，如果“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成立的话，吴仪何须道歉？

      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无关价值观有关公平。如果说与价值观念有关，也是与整个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念有关，而非思想认识问题。

     医改情况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过去10年，我国居民中患病人数增加，但去医院看病的人数却明显减少，有近一半的患者不到医院就诊。1990-2000年间，医药费用增加了8～10倍。仅仅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文明社会的丑闻：把活人送到火葬场，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而放弃对亲人的治疗、父母因金钱抛弃亲生婴儿……

     病人医疗费用上涨迅猛，尤其是1998年以来，医药费用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居民只要住一次医院，把全年的收入都搭进去还不够。农民因医疗保障水平低，更是出现小病硬挺、大病等死的典型、突出事例。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可见，我国的医疗改革并没有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会公众的医疗条件。

 
     这些都是对“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反讽！

    公共卫生具有底线公平的意义，在于它保障的是公民最基本的生命权力，而生命权力是其他一切权力的基础。因此，我们应站在公平角度、生命权角度看待“看病最不难最不贵”，而非把之归结为价值观问题，否则就是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