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社第三年发布年度法治蓝皮书，胡星“腐败链条”案等12个事件入选“反腐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决策失误率有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长期以来我们对决策类腐败惩治力度不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中国青年报》1月12日）

   我国决策失误为什么远远超出西方国家？是因为我们愚蠢还是人家聪明？都不是，相反是因为我们对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渎职腐败重视程度还不够。

   决策失误有多严重？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决策失误导致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20年来，损失在24000亿元，相当于我们每人损失了2400元。仅仅是石油和化工行业，近20年来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就达800亿元。更耐人寻味的是，2006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10家中央企业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通过审计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嫌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但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45亿元，是16亿的9倍之多。

    这就是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果，可怕的是却没有人对此承担责任。事实上，在各种决策失误中，我们不难发现官僚主义、急功近利、长官意志“一言堂”等现象，尽管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失，尽管罪责重大，但决策失误者却常常受到同情甚至庇护，往往以“交学费”等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少数决策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决策失误，也未见被查处，有的异地做官，有的反而被提拔重用，形成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正确人人有功，决策失误人人无过。如此“宽松”的法律环境无疑刺激了决策者的主观臆断、率性而为、盲目决策。

   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的决策失误率怎能不必西方国家高？不过就现实来说，这种30%和5%的决策失误率折射了权力的放大率。正因为在我国公权的强大才导致了失误率如此之高。众所周知，决策是一个博弈过程，需要多方的参与。但在我国现行决策机制中，几乎看不到普通群众的身影，决策成了“精英政治”，决策及信息垄断，使得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过程、内容知之甚少，监督无从谈起。在专家的论证环节，政府倾向于请高唱赞歌的人来发表高论，以蒙蔽群众，减小决策实行的阻力。这些无不是公权独揽一切的折射，而在国外，决策要经过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如社会讨论、公众参与、议会表决等，制约了官员单独决策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决策失误率。

    笔者以为，我们必须看到30%和5%决策失误率差距折射了公权放大率的事实，只有如此，才能将公共决策纳入到社会力量的民主监督过程，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减少政府的决策失误，降低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