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迟宝荣从医４１年，目前仍活跃在临床一线，这让她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状况。“看病贵比看病难更让老百姓不堪重负。”她举例说，一瓶２００ｍｌ氟康唑出厂价只有４元，药品招标中能涨到２５元，而卖到病人手中涨到了７６元，一路涨价近２０倍。（《中国经济时报》9月18日）

看病贵比看病难更让老百姓不堪重负，一语道破了当前公众对医疗卫生现状的感受，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性非常低，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享受服务。农村人口中，有医疗需求，但因为钱的问题而无法就医的占40％，而城镇人口中类似情况也占到了36％。如果不改变现状，医疗费用将进一步上涨。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公众享受医疗卫生服务不平等性的折射。医疗费用的昂贵自然限制了一部分人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钱看不起病。

可以说，近10多年来，我国的医疗体制已在较低水平患上了美国病，卫生费用大幅攀升、医疗卫生服务非常不公平、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资料表明，医疗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正是由于一些医疗机构见利忘义，追求经济效率、效益，大幅度提高医检、治疗、住院等费用，致使相当多数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负担不起。农民因医疗保障水平低，更是出现小病硬挺、大病等死的典型事例。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

然而即便是已经很少的投入，花得也不是地方。原因之一，政府投入的2/3花在了只占全部人口1/3的城镇人群身上，而大部分农村人口享受不到这部分投入。原因之二，政府投入的68％花在专科医院的临床治疗方面，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预防性等不适宜市场化的机构和部门。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医疗保障几成“富人的俱乐部”。

世界各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说明，衡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主要标准是是否有效地改善全体公民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以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可以负担的费用来提供优质、低价、适宜的健康照顾服务，健康照顾服务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协调，国家、企业、个人是否从卫生改革中获益，等等。卫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公正，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只有那些能够有效降低或消除健康照顾领域中不平等、不公正的卫生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面对看病贵比看病难更让老百姓不堪重负，笔者以为，当下我们必须坚持底线公平原则，即必须保障公民基本的权利，能够相对平等地提供医疗服务，并对最弱势的人群提供保护。第一，个人不能因就医而倾家荡产，或者为此支付超出其收入的金钱。第二，穷人应该比那些有钱的人向医疗体系支付更少的费用。

坚持底线公平，才能消弭“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