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新闻所描述的那样，曾经失地的农民土地已经失去，没有失地农民的土地正面临或正在失去。因为城市的发展，从化市的城镇化、工业化之路与农民土地的自我保护之间形成了矛盾与冲突。事实上，这种失地农民和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紧张，不独此地，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据估计，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总量超过4000万，今后每年还要增加2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调查显示，土地被征用后46%的失地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下降，云南失地农户年人均纯收入总体下降26%，江西失地农户年人均纯收入降幅在10%以上的占三成，而失地农民的人均生活费开支却普遍比失地前增长了约三成。在收入无门、支出无底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不容乐观。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正在转变为城市贫民。江苏省累计200万失地农民中，有约30万是失地贫困人口，浙江省2001年至2002年有35.2%的失地农民反映日常生活困难。

应该说，城市化必然产生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在征地中，农民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如果土地的价值是10万元，可是真正到了农民手里也就是1万到1万5千。政府大约抽取3万左右，其余的都是开发商利润。地方政府得到了可观的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只有农民的利益被剥夺。多年来，国家通过低价征地，最少让农民损失20000亿元。2002年，土地纠纷上访量占社会上访总量40%，其中由于征地补偿安置上访的占87%。从中可以发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国民待遇缺位是一种普遍现象。

通过对本则新闻的观察，我们看到，征地过程在这里演化为依据权利和利益表达能力的对比，比照征地的规定而进行的博弈过程。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斗争与合谋、反抗与妥协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通过种种策略和技术来强化其权利，谋取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在这场权利主导的游戏中，权利和利益表达能力的强弱对比决定资源获取的大致比例。显然，政府是当然的主角，农民处于边缘的地位。必须认识到，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才能避免这场权利之争成为零和游戏，才能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公平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从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点出发，结合失地农民实际情况，我们应认识到各方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利益表达能力，不仅仅具有资源获取方面的工具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它本身就是可行能力的重要内容，是自由的扩展，具有实质性的涵义。农民的能力受制于社会结构设定的非均衡的资源分布格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征地这一事件中，农民的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资源获取的不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因此，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是导致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源，是造成实地农民和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正当的诉求和主张都是可以包容的。因此，应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平台，否则农民就成了绝对的弱者，时刻有被非法剥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