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观赏敦煌艺术大展之机，也参观了成都博物馆。已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成都博物馆，2016年6月在天府广场西侧建起了新馆。目前，主要常设展览有《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影舞万象•偶戏大千——中国皮影木偶展》。由于时间关系，主要参观了《西蜀称天府——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成都》。
《九天开出一成都——先秦时期的成都》，是整个成都通史陈列的第一部分。先秦厅内容以先秦时期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为主线，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古城址群、约当夏商周时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战国时期的商业街船棺葬、巴蜀图语等为内容重点，通过240多件精品文物，集中表现了先秦时古蜀文明的瑰丽神奇。同时，展厅内合理利用场景复原、沙盘模型、多媒体等展陈形式，生动形象的向观众介绍了古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300—4800年）的陶钵、陶器盖、彩陶罐、彩陶盆。
这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人面像，出土于茂县营盘山遗址。
这是成都郫县古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500—3700年）的陶绳纹花边罐。
这是复原的宝墩古城的典型建筑，是当时普通居民的居所。
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敞口圈足尊，成都新津宝墩古城出土。
这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璧。
这些是成都市区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陶盉、陶圈足杯、石矛、石镞、骨锥、骨针、骨匕、陶网坠、陶纺轮。
这是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位于今成都驷马桥附近，是约当商末周初时期古蜀人重要的祭祀场所。
这件西周兽头双耳铜罍，1978年2月21日成都南郊工地出土，口径38.3、腹径57、足径33.5、高66厘米。
这是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因矛上铸有“成都”二字得名，说明至迟在战国时代已有“成都”的称谓。
这是新都马家战国墓出土的巴蜀月牙形印和巴蜀方印。
这是1972年在郫县独柏村发掘出土的战国兽面纹铜戈，国家一级文物。戈援上刻有一排铭文，铭文下方还有四个整齐排列、形似逗号的纹饰。这组无法释读的铭文不是该戈上的装饰图案，应该是一组记事的巴蜀古文字，是巴蜀青铜器上常见的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戈的另一面有披发持刀跪地人像，援与内之间两面均铸有张口裂目虎纹，其上有鸟纹相连。这件兽面纹铜戈的发现，说明古蜀时期在文字上已具有一定的雏形。
这件战国时的巴蜀图语铜勺，成都三洞桥出土，勺面直径8.4、把长7.3、厚0.5厘米，勺内刻有鱼、鸟、龟、手心纹等典型巴蜀图语纹饰。
这是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战国船棺合葬墓，发现时尚存船棺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米，是国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葬，应属于开明王族的墓地。棺内随葬有陶器、漆木器、竹筐、竹席、蓑衣等。
这是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战国漆豆，豆盘口径41.5、足径37.5、通高23.8厘米。整木制成，敞口，浅盘，底近平，大圈足。外表髹黑漆，在盘面上大部涂朱，用线面结合的方式绘制纹样。在圈足上则是用朱、赭二色绘制的蟠螭纹。
这头成都天府广场东侧工地出土的秦汉石犀，长3.3、宽1.2、高1.7米，重约8.5吨，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部雕刻卷云纹。《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该石犀可能与李冰治水有关，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价值。
这是成都市出土的战国兵器。
这件成都交通巷出土的战国蚕纹铜戈，长26.5、宽7.6厘米，铜戈援部饰有兽头形图案及云雷纹等，长方形内两面均饰蚕纹，蚕纹四周环以云雷纹和几何形纹等。
这是战国虎钮铜錞于。
这是成都青羊小区出土的战国狩猎纹铜壶，腹径26、高41.4厘米。壶口微侈，颈部瘦长，椭圆形腹，矮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从壶颈口部至圈足，全身分为七段，均有不同的图案和纹饰组成。主题图案有羽人仙鹤图、狩猎图、三足鸟向日图等，在三组图案之间，分别由几何菱形纹、蟠螭纹、云雷纹等纹饰间隔。
这是大邑县出土的秦半两铜钱。
这是吕不韦戈，1987年9月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全长26.5、内长约10厘米。戈内部两面都有铭文，共23字，正面为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铭文：“蜀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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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1 13: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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