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不离宗　异曲同工

小说《兵谣》到电视剧《兵谣》，同一名字，同一作者，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情节，看起来似乎轻而易举。当初我也是这么想才接受的改编任务。自己还想，凭１７年部队宣传队和文化工作的底子，小说都写出来了，电视这种大众文化，有啥难的。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本子，我前后改了四稿还找了零。先是一鼓足气用两个月晚上和节假日时间，交出了１６集３２万字的初稿。策划、导演、责任编辑读完本子，说还是小说。我又改了一个月，交出了二稿。他们说框架算是搭起来了，但缺“戏”。当时我真如同老牛掉井里，有劲没处使。张宏森告诉我一个秘诀：你必须让观众三分钟一小兴奋，五分钟一大兴奋；全剧有个大悬念，每集都有小悬念，要不观众就调台。

我反复琢磨，什么能让观众兴奋？怎样才能叫观众不调台？好在小说是我自己写的，我脱开小说，单把剧中每个人的命运，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回在脑子里过电影。我终于悟出了小说与电视剧在创作上的差异，知道了劲该往哪里使。

语言的差异。小说叙事写人，用的是书面语言；电视向观众演示故事和人物，靠的是镜头语言。小说语言，追求的是地域风格、色彩、语调、韵味和传神；电视语言追求的是画面的美感、镜头衔接组合的精巧、人物外在情感的细腻真实、人物个性行为的连贯、事件冲突的直感。因此，小说靠作家说，电视剧靠演员演。作为电视文学剧本就必须给导演、摄像和演员，提供丰富的可导可拍可演的故事外在的场面、内在的情节和“戏”，而不是纯粹的文字故事。

容量的差异。小说的文学容量不等于电视的艺术容量。小说可以随着作家的思维想象，随心所欲，情感所至，无所不及，乃至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电视却严格地受时间、空间甚至季节的限止。要是人物坐在那里来上几分钟内心独白，观众早换了台。因此，有的小说尽管文学价值很高，但不一定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长篇小说或许只能改成中篇电视剧，相反有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反能改成中篇或长篇电视剧。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改成２０集电视剧，一点都不显得水。《兵谣》小说虽然有２５万字，但开始我们就商定只改成１６集。就这１６集，已经比小说增加了许多新的人物和情节。

人物和矛盾设置的差异。相对而言，小说在人物和矛盾的设置方面比电视剧要自由随意得多。设置多重矛盾，多侧面刻划人物的性格和个性，是小说和电视剧的共同之处。但小说时空可以任意交叉更迭，人物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电视剧则更讲求人物的个性形象和事件的连续性，时空交叉太多，矛盾太繁复，人物有始无终，会给直接影响观众的观赏兴趣。《兵谣》电视剧的人物和矛盾设置与小说就有很大的差异，小说里的连长和刘金根在下卷中笔墨很少，电视剧中郑大明和刘金根始终卷在古义宝的命运之中；电视剧新增加了陈志福、杨小林和马晓琳等人物，原小说中没有；小说中古义宝跌跤跌在与尚晶的情感上，这在电视中难以表现，也难以收场，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古义宝的形象，从人物性格的发展考虑也不太合理。按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看，古义宝因追逐名利而失去自我，失去本我，他跌跤也应该跌在争名逐利上。所以电视剧加进了为夺红旗而致通信员残废的情节，这样似乎更贴切。当然，因１６集剪成１４集，事故之前通信员因父母离婚而痛苦和古义宝带他母亲来连队，他母亲把儿子托付给古义宝等戏剪掉后，古义宝在医院痛哭的场面显得缺乏内在的情感基础。从电视的可视性来看，《兵谣》的矛盾设置和人物个塑造方面，电视剧比小说更合理、更完整、更具有观赏性。

尽管小说和电视剧创作有诸多不同，但真实地反映生活、努力塑造新人形象、追求文学艺术的价值是一致的。选择小说改编电视剧，所选小说一般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色，它已经给电视剧再创作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典型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情节素材。因此忠于原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补其缺憾，不离其宗是改编的基本原则。改编不成功，往往欠于未能完全吃透原著精神。原著改编自己的小说，对原作的理解得天独厚，旁人无法企及，进行电视剧二度创作时，可以省去对原著的阅读理解的过程，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主题的深化，人物形象的典型，情节节奏的生动，生活气息的真实等方面，收到异曲同工的效果。改编自己的作品容易成功，原因就在于此。李准先生在电视剧《兵谣》座谈会上说的，影视创作质量的提高，关键在剧本和编导人员的文学功底，在他们对整个艺术把握的功底。夏衍曾号召全国的一流作家来写电影，意在提高电影的文学性。《兵谣》的对话，包括对人生的思考，很有东西。最后古义宝的长篇发言，相当有力，富有人生哲理。这得益于编导和策划的文学功底，希望作协让更多的作家投入电视创作。细细想来，他的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