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前，新市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大事？

 

根据目前地方文史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来看，新市历史是从“陆市迁徙”这一年开始，即永嘉三年（公元309年），距今年（2022年）是一千七百一十四年。而新市立镇的时间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距今年（2022年）是一千零四十五年。两者比较来看，前者时点是建立在一种传说基础上的认定，有待进一步考古实证确认；而后者则是有相对可靠的官方记录，时点应该是准确的。本文需要探讨的，新市立镇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大事，这些大事又对新市的发展构成什么影响？

 

探索北宋以前的新市，是研究新市发展史众多学者最为聚焦的部分，也因为这一段历史，失于史籍文字具体又可靠的记录，一直处于模糊之中。严格地说，北宋之前的新市，是处于一种“草市”的状态，也就是说，新市虽是民间的一个集市，但未被官方认可，因而其行政等级未被认定，集市的规模也受各方面客观条件制约，只是民间自发形成，因而被史学家称为“草市”。一直到北宋正式官宣为“镇”的军事形式，新市这一“草市”便纳入了政府管理，新市自然开始蜕变，开始面貌日新月异。

 

本文只是想追溯新市的“草市”由来，一直到北宋立镇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大事，是什么契机促使这一“草市”逐渐壮大，规模蔓延，最终成为浙北大地、大运河畔灿灿闪亮的一颗商市明珠呢。

 

从个人分析来看，北宋以前新市的“草市”发展，多数是新市的内在因素促成，即新市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本地百姓的智慧创造。这两者构成了新市特定的有利条件，成为方圆数十里内，舍我其谁的商贸“王位”地利优势。

 

来自众多的地方史料分析，新市所处位置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先民活动的遗迹，考古发掘的“梅林遗址”就在目前新市古镇城区附近的西北面。公元初前后，新市属乌程县东乡，公元三世纪末，新市属东迁县南乡，当年的新市为乡鄙之地，都与县城相距遥远，而新市缘于地域的方位，民间往来与贸易交流自发形成，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俗，便形成了民间贸易的“草市”。这一“草市”的形成，应该是在公元一世纪初开始有了雏形。

 

新市“草市”的发展，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及古老传说中，可以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大致可以摸索到引发阶段性变化的一些事件梗概：

 

一、一场治水活动，改变了新市“草市”宜市宜居的环境

 

公元三世纪后期，新市“草市”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村落聚居人口增加，河流旱涝所引发的居民生活水患社会化问题开始突出起来。人类所有面临的灾祸，只有发展到成为社会共同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的出路。当年的人们生活水患比较普遍，但人员散居，村落稀布，音讯不接，人们无法合力去解决这样的难题。而只有到了聚居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社会动员合力改变现状，新市的情况正是如此。

 

北宋新市第一位登科进士太史章，记载了新市公元三世纪后期，本地百姓在一位叫朱泗的人带领下治水的故事：

 

岁大旱，民物焦然，无所聊赖。将军取巨瓮，就溪壑之深处，运载水泉以纾危急之患，而人赖以济。将军犹虑荐熯，至十年间，开漾溪一路（见同治《湖州府志》记载）

 

这场治水，就是开挖了一条漾溪与官塘河的通道，自西向东南，并在中间开挖了两个塘。用时十年，河流长一千米以上。后来，这条开挖的河为“西河”，现在人们称“西河”一带为“西河口”。通过治水后的新市，宜居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水陆环绕，舟车通利。（见《仙潭志》记载）

 

新市经过治水后，更宜居也宜市。原有的“草市”位置也自然迁徙到挖渠开河的新区，旧市也自然成了“新市”，规模也大了，交易更便捷，更安全。

 

二、四世纪初，新市出现外来灾民“迁徙潮”现象，使新市“草市”人居迅速扩大，传说中的“陆市迁徙”便是实例。

 

新市治水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幸福度。这里的人们开始以“西河”为中心，临水而居。人们奔走相告，四传喜讯，有许多外地人都闻信赶来，特别是恰遇灾害的人们更是星夜跋涉而来，来看看这一“草市”百姓的生活舒适度，究竟是不是与传说中的“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如此神奇。不看不知道，一看都被震懾了，确是与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陆巿，在县南十五里，旧为巿，一夕平沉，居人遂徙而东去，所谓新巿也。（见嘉泰《吴兴志》记载）

 

邑南十五里，旧为陆市，晋永嘉三年夏，淫雨一月，洪水大发，市一夕沉，居人徙而东。有陈廷肃者来镇相地，以其水陆环绕，舟车通利，遂率众定居。岁久成聚。（见《仙潭志》记载）

 

治水之后的几年中，出现了少有的外来灾民“迁徙潮”现象。四方灾民都纷纷迁往这一“草市”入居，耕渔商贸，无旱涝水患，生活美好。《仙潭志》所载的一个故事，便是传说中的“陆市迁徙”，这应该是众多迁往新市的灾民潮中，仅仅一个代表。

 

至于前人所云：“弃陆市而新徙于此，故曰新市”，笔者以为是人们流传的姑妄之言，也不必那么认真去考证。何况据史料所载，此“陆市”也无实据可考。反正原有的“草市”变了，治水之后，居民生活格局完全改变了，出现了全新的面貌。

 

三、治水英雄朱泗，后来为国捐躯，朝廷追封“镇国大将军”，并立祠乡祭，血食庙土，大大提升新市“草市”的政治地位。

 

最早见于朱泗出征阵亡立功的记载，是位于新市东北处朱泗墓的墓碑上。是明朝人陈霆根据这一墓碑的文字进行整理而载于《仙潭志》：

 

朱墓圩石碑，（元）至元间，县东北全家村，有乡民郭平者，于朱墓圩中，获一仆碑，断为四截。使人辏掇而全，俾好事者读之，上述灵感公朱泗始终，出处之详，因抄录于家，今志中永灵庙下所著，大略盖得之郭氏者也。圩为灵感公墓地，闻断碑尚在圩中，但剥蚀滋甚，不可读矣。（见《仙潭志》记载）

 

公元324年（太宁三年），晋明帝肃宗下诏，对朱泗追封谥号“镇国大将军”。准予建祠受庙享之尊，故百姓建朱泗祠庙于施家巷。朱泗土祠被朝廷钦立，能以朝廷立祠形式的这一文化现象，在当年浙北土地上已属罕见，新市“草市”影响巨大，四方百姓都有瞻仰英烈之意。

 

当时的乡祭活动应该有一定的形式，除了民众以外，官府也必定有一定的仪式感参与，这座土祠毕竟是通过政府允准，它是一座英雄纪念馆形式在民间创立，希望它成为民间的精神英魂，激励百姓爱国情怀。这样的乡祭活动势必强化了新市“草市”的社会影响力，推进这一“草市”贸易活动与吸引聚居。

 

四、南朝“谢家园”的出现，后吸引陆修静入驻潜学达八年之久，这一事件对新市“草市”的规模体量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力。

 

明代时，新市“谢家园”已遥遥不可考，根据“谢家园”土地的布局，以及这一区域的“仙潭”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这一“谢家园”的古遗址，应该与南朝吴兴郡的谢氏家族有关，这“谢家园”或许便是谢氏家族开设的庄园。谢氏家族在吴兴称为“七世九太守”，谢氏家族如此密集担任吴兴太守，真正称得上“仕宦之显，里闬之豪”（陈霆语）。

 

当年的陈霆凭着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敏感，感觉“谢家园”绝对是宋元以前，并不是一般大户人家所能存立，它绝对是非常显达的豪门华宗的家族才可以。从“谢家园”的存在看，当年在吴兴一带，真正称得上“豪门华宗”的家族只有陈郡谢氏，首屈一指。所以“谢家园”为陈郡谢氏的庄园，这符合当年吴兴郡谢氏家族显耀地位及豪贵生活，非此莫焉。

 

陆修静也是与谢氏家族担任湖州太守同时代的人，他与当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吴兴郡太守谢庄关系密切。南朝宋刘时期的“太初之乱”，便是指刘义隆之子刘劭杀死父亲刘义隆，欲继任皇位，后又被其兄弟刘骏起兵杀死而终其乱，这么一段历史事件。“太初之乱”中，朝廷一片混乱，陆修静还刚刚被文帝刘义隆赏识，皇帝却遭到一场暗杀。虽说，杀手刘劭三个月后就被刘骏杀死，但朝廷内的一片恐慌引起惊魂不定。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到极低，与前朝皇帝有缘的陆修静，不免心地慌乱，也会担心招致杀身之祸，一走了之才是万全之计，于是他决定暂且隐于江湖，而最后选择隐居“谢家园”，很可能是谢庄为陆修静伸出的援手，这里是谢庄的领地，谁也别想胡作非为，进了这块谢家领地，便是最为安全的选择，这样一住下来就是八年，后人称陆修静读书潜修之地为“仙潭”。从此新市又有了雅号，多了一层文化的渲染。

 

五、新市有了“陈郡谢氏庄园”的知名度，唐代湖州道观察使李锜，也慕名而来这里，选为庄园别业之地，遂有新市“李家园”与“假山头”别业，让新市“草市”再度升温。

 

当年李锜担任湖州道观察使、后为杭、湖两州刺史（即监察之职），所以在湖州一带需要选择交通方便、环境优雅的肥沃之地，新市应该是其理想之处，既有草市繁华，又有苕水及官塘之水运，更有湿地沃土之利：

 

果山头花园墟，相传为唐浙西观察使李锜山庄，后没入宫。（见《仙潭文献》记载）

 

陈霆就唐浙西观察使李锜建造新市“假山头”一事，专门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

 

唐浙西观察使李锜有庄宅在镇，乃营此山，岁久入宫。（见《仙潭志》记载）

 

这段话告诉我们，那位李锜本身有庄宅在新市镇，所以再去造“假山头”，后来李锜成为叛臣，家产被政府没收了。这段话中说到李锜“有庄宅在镇”，此庄宅便是“李家园”。这里表明，李锜是先建“李家园”，后建“假山头”。

 

六、唐代乌程县令新市人李集，为新市创建了觉海寺，进一步扩大新市“草市”的社会影响。

 

唐代元和十年，新市人李集担任乌程县令。恰好这一年，李集与新市钟思染先生一起完成了第一座寺院的创建。寺院在当时来说，等同于一座学校，讲坛论学，坐以论道。所以当年的寺院是属于官办教育，也是贵族式的城市教育形式，而这次能够移寺来新市，非同寻常，是新市历史上的一件文化大事。

 

正因为当年的寺院申请办理非常严紧，寺院实行限额管办，所以，新市的这座寺院也是采用“移额”的方式进行，即将原武康县城已废弃的“大唐兴善寺”的寺额，移建到新市。这一办理程序需经过新市申请报备乌程县令，然后由乌程县令上报到湖州剌史批准，然后由湖州剌史向武康县令下达“移额令”后,由乌程县令执此令后方可建造。

 

新市建寺之后，寺名是不能随意更动的，所以寺名依然是“大唐兴善寺”。一直到了北宋英宗时代，正值湖州地区大规模进行“改额”活动之际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新市的“大唐兴善寺”才被改为“觉海禅寺”，同时获得了朝廷发放的度碟敕文。从此觉海禅寺在浙北大地上开创了佛教文化的灿烂历史，为新市“草市”添上了绚丽的文化色彩。

 

七、吴越国时期，钱氏在新市创立“双塔寺”，对新市“草市”加大了文化投资。

 

历史上吴越国时期，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年——947年）当年吴越国的国王钱元瓘为新市赐建了一座有阿育王塔形象砖塔的寺院，称为“双塔寺”，是一座“规制宏广，冠邑诸刹”的大寺院。当时建在新市“镇西关”，“马公桥”迤西，“觉海寺”北一带。

 

这一座寺院当年对新市“草市”构成了很大的文化影响，人们不仅感觉新市交通的便利，生活宜居，交易安全，更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氛非凡，“双塔寺”的兴建，金碧辉煌，极度豪华，吸引着方圆百里的人们，让外来宗教文化的普及与推进，渗透到平凡的百姓生活中。

 

据资料证实，“双塔寺”一直到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被朝廷赐名“法华院”，到了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才正式改名为“慧通寺”。元时兵毁。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1424年），慧通寺在北栅丞相吴潜祖地之处移地重建，寺名不变。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1年—1566年）被盗僧全部烧毁，从此湮灭在时空的荒寂中。

 

八、吴越国对新市朱泗土祠祭祀追封“保宁将军”，新市祭祀乡风蔚然，推进“草市”发展。

 

吴越钱氏封“保宁将军”。（见《吴兴备志》记载）

 

五代后周广顺年间的新市，正值吴越国统领治理。吴越国对新市这一“草市”极度重视，继新市建造了“双塔寺”后，到了吴越国钱镠孙钱弘俶在位当政时，称为吴越忠懿王，对新市“朱泗神庙”的土神谥号加封，封号为“保宁将军”，意指保一方平安，鼓励与召示百姓为其祭祀祈愿，求得农事丰收与生活安康。

 

本地百姓为感恩朱泗大将军的治水造福，将吴越国王追封的“保宁将军”，引作新市西河上的“朱家桥”命名，从此“朱家桥”叫作“保宁桥”，以纪念朱泗大将军当年带领百姓花时十年开凿河渠，形成了今天的西河口河流，也由此印证了朱泗大将军不可磨灭的开河治水历史功绩。

 

这次吴越国的追封，进一步推进新市“草市”的祭祀文化，一场纪念朱泗英雄的祭祀活动，自公元324年立祠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几乎从未间断过，它创造了新市的文化辉煌，创造了浙北大地上的文化奇迹，见证了新市从“草市”到政府立镇趋于繁华发展的经历，它构成了新市历史文化的主线。

 

从以上八大事件中可以粗略了解到新市“草市”阶段发展的梗概，更加凸显了新市的天、地、人之间的互合优势，马啸人喧，民丰物阜，成为浙北一带的巨繁之市。正因有这样的环境，新市到了北宋，才会获得北宋朝廷的青睐，促使新市“立镇”成功，新市“草市”的蜕变，当之无愧在浙北大地上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