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摄影）

老罗追忆似水流年 ——罗斯特罗波维奇访谈录 续二

托：你这时还遇到了普罗科菲耶夫，是吗？

罗：对。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通过一位音乐家与他见面，但他很快就忘了我。当我赢得了1945年的音乐比赛，我决定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一些作品。我找到了他的大提琴协奏曲的钢琴改编谱（乐队演奏的总谱找不到）。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用钢琴伴奏的形式在音乐会上演奏。这是 1948年1月18日。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听音乐会，他来到后台对我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音乐素材，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改编谱。如果你愿意，我想参考你的意见，写出另一个大提琴和钢琴的改编谱”。这时的我就像是飞向天空的天使——这是多么大的荣誉，我的美梦变成了现实。

那时，普罗科菲耶夫周围有很多崇拜者，但是3个星期后，在4月10日，党组织发动了攻击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运动，他们的作品被指责为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当然，两位大师崇拜者中的80%转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此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周围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普罗科菲耶夫在生活中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我打电话给普罗科菲耶夫说：“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会随叫随到。”他说：“非常谢谢你，我当然希望继续维护我们的联系。“

1949年3月，普罗科菲耶夫说他正在创作一部大提琴奏鸣曲。当他给我看手稿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很快记住了大提琴和钢琴部分。他送给我一辆小轿车——一辆非常破的车！——让我到他的夏季别墅排练这部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很长时间没有弹钢琴了，他的惊人技巧已经失去，弹德非常糟糕——请原谅我这样说，因为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

我们开始排练，我不时地纠正他弹的的错音。他对我说：“斯拉瓦，是我创作了这部作品还是你？我弹的正是我喜欢弹的，即使有错音！”后来，孤独的普罗科菲耶夫邀请我在别墅里与他居住，我们一直住到1953年，直到他死。

这对于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普罗科菲耶夫穷困状况让我非常吃惊。一天他对我说：“斯拉瓦，我没钱吃早饭了。”我来到作曲家联盟找到主席克伦尼科夫，对他说：“普罗科菲耶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许联盟可以给他一点钱？如果不能我就去音乐学院让学生们捐献。”克伦尼科夫给了我相当于50美金的一笔卢布，我把它转交给了普罗科菲耶夫。

之后，在苏联广播电台身居高位的音乐家谢苗·萨姆素德为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一部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就好了。”我于是建议普罗科菲耶夫谱写一部，名叫“顿河与伏尔加河相会”的序曲，这样可以让他通过一部歌功颂德的作品来挣钱。普罗科菲耶夫说：“这个主意太蠢了。”我说：“成千上万的推土机正在工地上挖土！”“哦，也许这不是最蠢的主意”他说。他最终创作了这部序曲，得到了一笔购买食品的钱。

普罗科菲耶夫是在抑郁寡欢中死去的。他为自己歌剧歌剧《战争与和平》谱写了缩减版本，这样这部歌剧能在一个晚上演完，而不是先前的两个晚上。《战争与和平》只公演过一次，他非常希望在死前再听一次。但他真的没有再听到。

托：你第一次被西方世界了解是通过1952年在布拉格录制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的唱片，由瓦克拉夫·塔利克指挥。它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现在还出了CD。对于在布拉格的年代，你还记得哪些？

罗：你知道，我一生中很多光荣时刻都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联，特别是布拉格。我1947年第一次来到布拉格参加青年联欢节，赢得了音乐比赛的第一名。1950年我又在布拉格的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获得一等奖。1952年SUPRAPHON唱片公司决定制作一系列德沃夏克的唱片，纪念德沃夏克逝世50周年。

瓦克拉夫·塔利克曾被苏联克格勃指控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为德国人演出。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捷克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被禁止举行任何音乐会。他在家中被逮捕后被带到布拉迪斯拉发，在那里过着退隐的生活。但是SURPRAPHON公司试图让他出山录一张唱片——与我合作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

当他们告诉我要与塔利克合作，我想起几年前俄罗斯指挥家穆拉文斯基曾经问我：“谁是我现在活着的最伟大的指挥？”我说：“可能是富特文格勒吧。”穆拉文斯基说：“不，应该是塔利克”。

在录音前，塔利克让我先与他进行一次钢琴排练。我从第一乐章开始演奏，对于一个从慢节奏转到快节奏的段落他问我：“斯拉瓦，你怎样看？在慢节奏段落之后，不要立即让节奏快起来，你要逐渐地转到较快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我说：“大师，如果你喜欢这样，我会这样做的。”接着他说：“我非常高兴你能同意，我要告诉你，当我是个学生的时候，德沃夏克还活着，这个主意是从他那里来的。”

我立即向他教给我如何演奏这部协奏曲——我请求他告诉我关于这部协奏曲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这样做了，而且非常细致。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后来我从其他的音乐家那里学到了很多。即使到现在如果我与大音乐家合作，我会说：“非常感谢你教我。”我今年75岁了，如果有人教给我什么，我会非常高兴。

托：你与许多作曲家有密切的联系，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你还与布里顿关系密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与他交往的？

罗：会见布里顿是我生活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时刻，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简直是个白痴。冷战让我的国家脱离了世界，我只知道一部布里顿的作品——《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当然这是普塞尔一部主题的一套变奏，即使这样我可以辨别出这是其中奇特音乐语言，比普塞尔更加近代化，我觉得布里顿也许是过去年代人物，现在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的爱丁堡音乐节上，我第一次在西方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演出完毕，肖斯塔科维奇与一位绅士一起来到后台：“斯拉瓦，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布里顿。”我大笑起来，以为老肖在开玩笑。然而我再看他的表情，立刻意识到也许旁边这个人真的是本杰明·布里顿。

布里顿对我说我刚才的演出让他非常感动，希望能再见到我。我们约定明天在宾馆见面。第二天早上，他来之前，老肖告诉我：“我的肋骨有点痛，你昨天晚上演奏协奏曲的时候，布里顿一听到动听的地方就不停地用他的胳膊肘戳我的肋。”

布里顿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是否能接受他为我写一部奏鸣曲。他说如果我接受，他将演奏其中的钢琴部分，对于我他只有一个要求——在爱丁堡音乐节与他合演这部作品。我告诉他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一年后，我俩第一次在爱丁堡一起演出了整场音乐会：德彪西的奏鸣曲、布里顿的奏鸣曲和舒伯特阿佩乔尼奏鸣曲。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布里顿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