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起了个大早送萱萱和外甥和我妈到上虞坐高铁去北京我弟弟家。真是要真心地赞一下我弟媳，两室一厅的屋子里要住下六口人，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是换成我，我会受不了的，我有人群密集恐惧症，特别是老的小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挤在一屋子里。所以我从不会主动邀请一大帮子人来我家住。虽然邀请家人去北京度假是我弟弟的提议，是个人就知道，要是他的老婆不认可，这事就难成。

      一说到家常，差点忘了我打开电脑的初衷。今天看了一篇叫《红宝石》的短篇小说，是在手机上看的，凤凰读书推荐的南非诺奖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作品，觉得很不错。应该是说很看得进去，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有许多不错的作品，要是不对口或者自己不在状态，要么看不下去要么看不出好来。这个女作家前天刚刚去世，活了90岁。真是长命。女人看来是长命些，或许说是生存力更强些。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说是南非的良心，一个关心政治且与之抗争的女作家。看完了《红宝石》，小说的主题和内容确实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与我们印象中的革命文学真是天差地。今天难得在状态，有时间，就细说一下。

    小说写一个印度女人在家里私下印发传单帮土著人争取权利而事发被警察抓走之事。我也是从小接受那种红色小说和电影教育而长大的人，对于这样的情节真的是很熟悉很亲切。现在的我还是喜欢看谍战片，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你的生活经历都烙在你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很难抹杀。但是，人家的革命小说，却不仅仅是高大上，也不像如今的红色恶搞剧，而是落在一个家庭的厨房里，在这狭窄而人口密集的方寸之地，一切都很家常，一切都显山露水有目共睹，一切都很坦然面对，除了那个家庭的大男人。

    班吉和班吉夫人的前夫帕哈德两人总共有九个孩子，全都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大人议论那些孩子不该听的话题时，他们全都在场。因此，家里就没有任何隐私，孩子们从来就没有不该知道的事情。

    “这东西（复印机）放在餐具柜上倒蛮好的！”班吉夫人一边说，一边忙着挪动两个装有塑料康乃馨的粉色玻璃花瓶和带有手绘天鹅绒饰带的塔吉·马哈尔的相片。

    晚饭后，她开始在机器上复印传单。家里人在餐厅里活动——其它三个房间都摆满了床——满屋子全是床。

    她复印传单一直到后半夜，就像捣辣椒末儿一样复印传单。

    看了上面的文字，不得不认同，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厨房是她的一部分，对于班吉夫人来说，印传单跟厨房一样也是她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后来她被警察带走，年纪稍长的孩子们也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他们全都在场。除了这个家庭的父亲，明明知道，却一下子不愿面对。

    星期四凌晨，当特工队连续不断地敲门时，他都没醒来，他常常是四点半钟起床，还相差一个多小时呢。

    他们说话时，班吉像个睡过头的人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迷惑不解地出现在餐厅。除了复印机外，警察还在一个纸箱内搜查。“约瑟夫，是来找我的，”班吉夫人说。

     许多人厌恶政治，尤其是女人，尤其是写作的女人，然而，政治从来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可以不面对，却无法逃避。

    复印机刚搬进家门时，班吉说，“你管印度人的事儿难道还不够吗？”班吉夫人笑了笑，露出那块空牙床，自信地说，“这有啥区别呀，约瑟夫？我们还不都是一回事儿啊。”

　　“可甭那么说。我们就不需要持通行证；让土著人自己去抗议通行证制度吧，他们有数百万人呢，让他们自己去管好啦。”

    班吉夫人之言，让我想起海明威小说里的引言，丧钟为所有人而鸣。你以为你一个人一家人闲事不管可以自保，那是自欺欺人。拿孔融的话来说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母亲曾经在她的鼻孔镶有一颗玻璃红宝石；但是她很久以前就摘掉了，因为即使对她来说也太过时了。

    我想点题之句就在这吧。有人也译成《一片玻璃红宝石》。身着纱丽，鼻孔镶有一颗玻璃红宝石，确实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印度女子的妖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