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错综复杂，大小不一，字体匀称，对称稳定。净化了的线条美。所谓“文”，即字形线条运动的姿态。刘锷辑有《铁云藏龟》。

金文是指周代铸在青铜器上的汉字，也称钟鼎文，成文叫铭文。一般先用毛笔写好，再刻在模子上用青铜浇铸。铸刻的阴文称“款”，阳文称“识”。西周中晚期的金文变笔法方整为圆匀，结体紧密、平正、稳定，章法有序，或注重于骨力，或注重于典雅。代表作有《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毛公鼎》等。金文后世认为是大篆，也有称为“籀文”，是指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文字。

中国书法艺术从大篆开始，比甲骨文更趋向于抽象的形式美，由象形进化到线条与结构的灵活性与概括性，以线条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构的结体自如、布局完满为书写原则。

金文艺术的极致，或严厉而刚劲，或外柔而内刚，给人以圆浑沉健的美感。从甲骨文到金文，基本形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线条造型的规律。

《石豉文》，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书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笔画由浑厚变为纤丽，装饰意味加重，出现了蝌蚪文、鸟书、悬针书等。“陈仓十碣”。遒朴有逸气，结构方正匀称，端庄凝重，摆脱了金文的匠气，追求线条的盘曲逶迤而又均匀对称。

古隶。《云梦睡虎地秦简》。隶变体。

秦篆。比大篆更抽象化、线条化，冷峻、威严，刻板、严谨。强调平衡、对称的结构造型，线条细密光滑，注重空间美的书风。体现的是一种沉静的美、周正的美。束缚个性发展。符号化。《峄山刻石》（前209年）略嫌纤弱；《会稽刻石》（前210年）；《泰山刻石》（前219年），又称《封泰山碑》，书法圆润宛遒，严谨工整，但过于严肃；《琅琊刻石》，较前者用笔活泼，婉转圆通，结构上密下疏，给人以动感。

汉篆的两条线索——遗存古风，以汉代特有的洒脱风格流传下来，《张迁碑》用篆法而字体用方，用悬针体，显现出一种怪诞风格；在变篆的过程中，以草篆的形态与古隶汇合，对篆书删繁就简，变长为方，变连为断，渐渐地衍变为汉隶，《帛书老子乙本》书写强调波磔（捺笔），笔画粗细、疏密对比强烈，章法错落、疏朗均衡，渐开汉隶风气。

汉隶在东汉趋于成熟，结构简约，字形扁平，多方折，笔画有波磔，体势向左右伸展，必要时有雁尾装饰，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动势。书写时产生无穷的变化，如结体的长短、松紧、开合、俯仰、向背，笔势的方圆、正侧、轻重、起伏、肥瘦、疾涩等。

《石门颂》（公元148年），法瘦劲恣肆，雄健舒和，又天真烂漫，趣味盎然，素有隶中草书之称；《乙瑛碑》（153年）端庄之中有跌宕顿挫之致，用笔方圆结合，波尾常现大跳，雄浑古朴，情文流畅；《张景残碑》（159年）布白纵横成列，结构平正，且有变化，是对隶法成熟期的作品；《史晨前后碑》（168-169年）东汉晚期的隶书规范定型期的作品，结构意度皆备，笔致古厚，为庙堂之品，然失去了早期的自然神韵；《曹全碑》（公元185年）汉碑中秀雅书风的代表，神情气爽，俊雅风流，如行云流水，风神逸宕；《张迁碑》（186年）笔力方劲雄厚，大巧若拙，坚实浑朴。曹和张代表了汉隶风格的两极，前者将规范向优美方向引进，为了表达这种优美，特地为长笔画加波挑；后者则将规范引向了壮美一路，为了表达这种气势，有意压缩间架笔画的波挑。前者有意将笔法趋向草化，而后者则有返璞归真之意。

章草，“章”有条理、法则之意，章草书体较为严谨而厚重。章草还隶意，结构简约，横画、捺画、右钩乃保持雁尾，字取横势，字与字不相连。杜度书风高渺古逸，人称“圣字”；崔瑗笔意灵变生动，人称“草贤”。张芝“今草”，“一笔书”者，人称“草圣”，有《冠军帖》；皇象，三国吴时书家，点画简约、凝重，有《急就章》、《文武帖》。

行书，汉隶的简捷书写，至晋代大兴，是楷书形成之前通行的一种“俗体”，具有灵活奔放的特点。楷书源于汉而盛于唐，改变了隶书的笔势，点画规范，起收分明，应规入矩。三国吴《谷朗碑》为最早碑刻，然隶意仍很浓重。东汉后期钟繇之书字形较扁，笔画易方为圆，有大小、斜正、开合的变化，有后人摹写的《还示帖》、《宣示贴》、《力命表》、《荐季直表》等，楷书之中微合隶意，让人感受到一种古朴的浩瀚大气。唐张怀瑾《书断》谓其书“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一人而已”，后人称其为“真书之父”，彪炳千秋。

陆机（261-303），西晋吴郡（江苏苏州）/华亭（上海淞江），其书代表了三国孙吴士大夫阶层的风格，著有《文赋》。陆机《平复帖》，被誉为“天下第一法帖”，因其是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贴墨迹。此帖非行非草，而字奇幻不可卒读，已含有今草的笔意，然风格古朴，毫无绮丽夸饰的书风，秃笔枯锋，简约而韵致古拙，字体结构内敛深藏，散脱随意。

晋人尚韵，自然天成、和谐畅达的柔性美。晋王氏家族王羲之、子王献之、侄王珣被称为晋书三王。魏晋书画从“形神兼备”到“离形神似”，既有道家的“飘逸”，又有儒家的“文质”，华美与质朴相结合。

王羲之（307-365）晋琅琊临沂（山东费县），后世称“书圣”，书法以纵长的体势冲击扁平的隶意，笔致偏重骨力，又从拙朴中产生姿媚，淳古之风犹在，独秀之美飘逸，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行书千字文》、《姨母贴》、《初月帖》、《上虞帖》、《豹奴帖》、《十七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兰亭序》笔法刚柔相济，线条变化灵活，点画凝练，书体以散求正，具有欹侧、辑让、对比的间架美感，成为“中和之美”书风的楷模。

王献之（344-386）的草书，笔势连贯，宏逸流畅，一气呵成，所谓“一笔书”者。其书法是气势开张的“破体”，善中侧锋并用，笔力向外扩张，奔放飘逸，恣肆酣畅，极具开阔、雍容的气势。行草《鸭头丸帖》间架、运笔、结体都有新意，结构欹侧倚斜，笔势连贯流畅，多取侧笔、枯湿交替的线条，似乎在抒泄回肠荡气的情绪，然而又显得自如、舒畅。较之其父更洒脱自由。还有《送梨帖》、《地黄汤帖》、《中秋帖》、《二十九日帖》等。

王珣的《伯远帖》，有一种纯真的晋“韵”，线条松散，用笔削劲挺拔，时出尖锋，书势微向左倾斜，似酒酣醉颜之态。

魏碑，从汉隶中转化而来，是一种非隶非楷的过渡之中的书体，其意趣，其魅力，全在于伸缩自如的变化之中，顿笔出锋，见棱见角，大起大落，善于变化。章法喜用大小错综，计白当黑，疏能走马，密不通风。由于方便的笔势，力足气满，疏处不显其疏；又由于刀刻笔势经岁月的侵蚀而显得神秘莫测，弥漫着鲜活的生动意趣。《龙门十二品》不加修饰的结构，代表着一种纯粹的山野气息，在刀劈斧削之中开创了北魏书法方笔的阳刚之气。《张猛龙碑》和《张黑女碑》（又名《张玄墓志》，531年）结构险俊生奇，前者展示一种既非平稳又非静止的运动空间，后者以线条的曲折对结构间架作灵活的调节，都以线条的有节奏运动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一种结构的美。《石门铭》方笔瘦硬通神，笔画开张，跌宕生姿，翩翩欲仙，似作仙人奇想。

隋碑，有继续南朝楷书的，笔势圆润而柔婉；有变北朝隶书而参合南朝楷法的，笔势方正而瘦硬。《龙藏寺碑》（586年）合南北书法于一体，用笔方正中含圆润之意，劲秀而有骨力，被称为“隋碑第一”。

智书。智永，名法极，王羲之第七世孙，山阴（浙江绍兴）僧人，人称“永禅师”，擅长真、草。墨迹有《真草千字文》、行书《归田赋》。

初唐四杰欧、虞、褚、薛。

欧阳询（557-641）。真书在王氏书法中隔入北碑的峭拔，严谨之中隐含险绝森严之势，字形瘦长，险绝中求平正，方圆互用又棱角分明。“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较智永书更具风神。其《九成宫醴泉铭》（632）、《化度寺碑》、《温彦博碑》被称为唐楷的最高典范。《九成宫醴泉铭》以楷法的正规包容北碑的纵横放逸，以整齐的结构美吸收北碑的线条美，法方笔圆，结构清和秀润。

虞世南（558-638），受智永亲授，笔致圆润遵逸，外柔内刚，呈现出一种雍容静穆的风格。“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君子书，内秀。《孔子庙堂碑》（628）整篇气势连贯，外柔内刚，整饬有法，无一字不精神，笔致俊朗圆腴，结体修长而静美。

褚遂良（596-658）取隋碑的峻整风格和南朝的古雅之风，参会性情气质，形成明丽、清远、古雅的书风。有“字里生金，行间玉润”的称誉。融欧书、虞书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构较方，比欧虞舒展，晚年笔势丰艳流动，变化多姿。“秀颖”。《雁塔圣教序》方圆兼施，刚柔相济，将浸润前人、二王笔意，熔铸在挥洒自如的笔触中，浸透着风韵天成的节奏感。

薛稷（649-713），用笔纤瘦，结字疏通。《信行禅师碑》瘦劲妍媚，流美飞扬，下开宋徽宗“瘦金体”之先河。

孙过庭《书谱》（687）书风浓润圆熟，婀娜刚健，双绝并茂。

行书。李邕，“书中仙手”，在真书、行书之间，似欹反正而舒，遒劲舒放而生。“其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岳麓寺碑》劲正端雅；《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如秋鹰如云。

草书。“颠张醉素。”

张旭狂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尽情发挥，笔势恣意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传《古诗四帖》、《肚痛帖》。《肚痛帖》纵逸飞动，莫可穷测验，劲健富于变化，激情充溢而不失矩度。

怀素（725-785）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真出之于钟繇，草出之于二张（张芝、张旭）。”以草书名，乘兴运笔，如骤雨旋风，多变化而有法度。线条瘦劲凝炼，圆转如神，“藏真妙于瘦。”晚年渐趋平淡雅致。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等。

楷书。雄强浑厚。

颜真卿（709-785），人称“颜鲁公”。楷书雄秀端庄，天骨开张，结字方形，且方中见圆，雄旨茂密。用笔浑厚强劲，精力内含，善用藏峰、中锋。“颜筋”，以篆隶入楷，蚕头燕尾，富有立体感和不凡气势，宜作大字，大气磅礴，多力丰筋，具有盛唐气派。《颜家庙碑》、《郭家庙碑》、《颜勤礼碑》、《多宝塔碑》、《大字麻姑仙坛记》、《东方朔画赞》、《大唐中兴颂》、《元次山碑》。行书有《争座位帖》、《悲哀将军诗帖》、《祭侄文稿》（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778-865），“柳少师”，出于颜，变内蕴为外棱。书风清劲挺拔，俊秀深厚。纠正了习颜体者过分流形式而失之肥俗、缺乏神采的流弊。其书体变王右军法，得颜真卿之神理，化筋为骨，化媚为健，以气骨执晚唐书坛之牛耳。有《金刚经》、《李晟碑》、《高元裕碑》等。《玄秘塔碑》豪爽中透露秀朗之气；《神策将军碑》峻挺浑厚、神完气足。其行书字体意态豪雄，气势遒迈，有《蒙诏帖》。

“五代衰陋之气”。李唐后主李煜，喜用颤笔，笔势如寒流松霜竹，人称“金错刀”；徐铉，好李斯小篆，字体呈正方形。

杨凝式（873-954），陕西华阴人，“杨少师”。曾佯狂自晦，自称“杨风子”，以狂放肆意表现愤世嫉的心态。行、草作品多为闲适之作，形成真率适意的书风，开宋代书法先河。有《神仙起居注》、《韭花帖》、《夏势帖》、《步虚词》，字字隽丽，笔笔秀拔，运笔若行若藏如龙腾云间，神理超然，唯其独得王羲之《兰亭》遗韵。《韭花帖》书迹俊秀，端庄又潇洒，法度严谨，笔力内藏，通篇跌宕奇丽，妙不可言。

宋四家——苏轼神色最壮；黄庭坚瘦硬通神；米芾纵横变化；蔡襄中正不倚。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以“真意”、“天趣”为高，注重“本心而发”。

苏轼（1036-1101）体格创新，前承唐风，后启宋元。融颜真卿“丰肥”、李邕“豪劲”、杨凝式“纵逸”、柳公权“雄健”，化入二王“风姿妩媚”、北碑汉碑“古拙宽博”，集各家之长，出自然洒脱天趣，取代“清瘦”风范，开创“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多书意造本无法”；“自出新意”；“浩然听笔之所之”；“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秀伟。”《黄州寒食诗帖》（1082）随意命笔。《前赤壁赋》、《洞庭春色、中山松醑二赋卷》、《答谢民师论文帖》、《新岁展庆帖》等。

黄庭坚（1045-1105），自号山谷道人，江西诗派诗宗。新奇，以势取胜，于欹侧中出峻拔奇险之势，突破晋唐楷书方正停匀的外形，结字长笔纵逸而中宫敛结，放宕之中流露韵趣。“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以韵为主”，“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草书用笔瘦劲婉美，雄放瑰奇，体势纵横开阖，奇姿危态百出，笔力劲而畅，并渗入篆意。狂草以真、行用笔，化入草书，用笔圆转飞动，气势连贯，奇诡谲诡，多断笔和点子。草书代表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行书代表有《华严疏》、《惟清道人帖》等；行楷书《松风阁》落笔奇伟，风韵尤胜。

米芾（1051-1107），世称“米南宫”。“刷字”——“本出飞白运帚之义，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笔，挥霍迅疾，中含枯润，有天成之妙，右军法也。”运笔劲健，迅速率意，挥洒自然。沉着痛快，筋中藏骨；“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用笔以势得神，有跌宕磊落的风姿，神骏纵横的气势。“超逸入神”。有《苕溪诗》、《蜀素帖》，字多倚斜，于险劲中求平夷，变化有致，天真率然。晚年书更奔放不羁，下笔痛快，《拜中岳命帖》笔法清劲流宕。《虹县诗》、《多景楼诗》、《吴江舟中诗》均是行书大字，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中多飞白，筋骨雄毅，变化无穷。

蔡襄（1012-1067），北宋名臣。苏轼评其“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勒字”。书意晋唐，恪守法度，神气为佳，讲究古意，形神兼备，创造了温婉闲雅的书风，矫正宋初卑弱书风。墨迹有《诗札册》，即《十札卷》。其中楷书规整，行书近楷也近草，草书而圆转飞动。又有《纡问帖》、《自书诗卷》。

欧阳修崇尚内劲之美，小楷、行楷亦大有可观。“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传世有《灼艾帖》、《家谱序》、《集古录跨尾》。

赵佶，“瘦金书”。轻落重收，筋骨转折，用硬毫书写，四面开张，中宫内收，亦具夸张的字形结构之美。传世有《闰中秋月诗》、《跋李白上阳台帖》、《夏日诗》等。

记性不好，只能用读书时的笨办法，一边读一边摘写笔录了，不过连写字也不顺手了。一边打字一边记，再发到空间里存档，一举多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