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儒学遭遇女性主义
(2019-08-20 22:39:04)————地域文化如何寻求与世界对话思考之四
骆晓戈
什么是传统儒学,什么又是女德?近几年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呼声高涨,频频见到一些学术刊物也推出了儒家文化与男女平等的专题或专栏。有海内外学者著述儒家文化与女性主义,应用女权理论剖析儒学,提出儒家女权主义的观点;另有一些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开办“女德”班,这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
我认为是两个概念,前者立足学术研讨,旨在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发扬广大;后者却在兜售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
当儒学遭遇女性主义
当我们翻阅儒学经典著作,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残害女性的陋习,如守节、缠足、纳妾等,并不完全是儒学所致,例如宋代程朱理学的倡导者,他们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也赞同家族内的侄女改嫁再婚。历史上的大儒者几乎是反对妇女缠足的。罗莎莉,作为一位中国女性研究学家,美国玛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儒学与女性》一书,其主要观点为:儒学通常被认为厌恶女性的、父权式的儒家哲学并非自其创立以来便是如此,尽管在历史上儒学与压迫现象相伴随,但它却包含着许多能够推动两性平等的理念,如“上善若水”、“止于至善”、“仁者爱人”,又如阴阳平衡转化互动,等等。罗莎莉依据儒家伦理并结合中国历史对守节、缠足、纳妾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探讨,发现将中国女性遭受男权压迫完全怪罪儒学是不恰当的,或者说夸大了儒学的影响力。我同意她的观点,我认为传统中国女性的压迫至少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社会父权制结构,呈现从夫居,从父姓,父系制的特征;其二,母以子贵,地域经济与民间习俗氏族传宗接代的生子观念;其三才是儒学文化影响。
罗莎莉等学者的这些研究为未来儒家女权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使儒学成为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可供选择的道德范畴。 [1]
女性的能动性
当今“大女主”剧是近些年最火的影视剧题材,前有《甄嬛传》《武媚娘传奇》等大剧,今年又有《巴清传》《扶摇皇后》等众多待播的“大女主”剧。此前有网友数据总结,近些年来排队等着上的“大女主”剧多达上百部。一个相近的套路都是女主称帝或者当上皇后辅政。或多或少反映出中国妇女在历史上以“垂帘听政”的种种方式干政参政的背影。
男耕女织,家庭经济的半边天
当然,古代妇女除了上层社会妇女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与国家治理之外,劳动妇女很难参政。但是,中国劳动妇女自古是男耕女织家庭经济的“半边天”。源于3000多年以前《诗经·氓》中便有对妇女参与贸易的生动的记录和描写。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妇女承担赋税与男子相同;西晋时期男子交税四斛,女子一斛八斗。据中央民族学院蒙曼的《中国古代妇女史专题》研究,秦汉到隋朝时期,中国古代女子缴纳算赋、口赋,算赋、口赋即是现代意义的人口税。均田制时期,妇女缴纳租庸调,也就是交纳布匹。直到隋朝时期,中国古代妇女才结束个体纳税人身份,而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中国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自古如此。因此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磨炼的能力和才干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只是我们的历史记载,以父系制为主,将男耕女织的一半“女织”弱化于浩瀚史料的边缘,磨损成了只词片语。在传统习俗影响下,男尊女卑说教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潜在于意识形态或民间习俗之中,当今农村出嫁女因“嫁出去”失去土地住房等生产资源,到今天仍然是现实生活中的阻碍妇女发展的社会问题。
性别问题的复杂性
翻阅胡文楷先生所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2] ,中国的明清时期,是妇女著作出版的高峰时期,整个从先秦到明清,有4000种妇女著作出版,其中3000种就是在明清时期出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又是封建礼教的一个高峰期,众多的节孝牌坊林立,贞妇烈女封册,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但是中国的明代也是妇女最开放的时期,妇女从乡村走向城镇,从男耕女织走入商业,加工业和服务行业,从而打破了农村男权家族自治的封闭专制格局。也是在这个时期,江南,尤其是中国的长江以南出现才女职业群体,她们以教书传授文化知识为职业的,闺塾师就是人们对这个女性群体的尊称。明清时期还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高峰,产生了堪称中国文学经典长篇章回小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明清戏曲也是繁荣时期,《牡丹亭》《长生殿》《玉簪记》也塑造了众多的优秀的女性形象。所以是传统文化与妇女发展是个复杂系统,有歧视亦有弹性发展空间。非简单的二元对抗:压迫一受苦。
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女论语》《女诫》一类的对妇女的规训说教的立著,几乎都是出自女性写作,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研究具有复杂性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