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如何寻求与世界对话思考之三

骆晓戈

温铁军先生在一篇名其为如何能管理中国的文章[1]中就提到。世界上的地域，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属于殖民地宗主国，像欧洲；一类是属于原住民的，如亚洲；另一类是几乎形成移民社会，如美洲。他认为在中国起着社会管理作用的有两套机构，一套是政府机构，还有一套是家族自治，聚族而居的乡村社区，往往是自给自足家族自治。

法国的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中对传统中国评价为：“一个既父家长制又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既现代又农民的社会。与西方的社会“范式”无疑迥然不同。士农工商等级制结构。[2]”正是因了这个“既现代又农民的社会二元结构”才有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在湖南山区，流传着“十里不同音”的说法，就是对地域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描述。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官方与民间社会二元社会结构的沟通渠道——一种从各地士大夫中选拔人才的制度。统一的命题，考核，对多样性地域文化背景的人才进行挑选。中国科举制度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为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今天中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出国留学的托福考试，等等我们似乎还能从中看到它的痕迹。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对世界的产生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我们说科举制度在中国造成“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的影响深远，这是负面的社会效用，那么积极的一面是造就从官方到民间，形成全民高度统一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尊重文化人，看重文化传承。在湖南农村有句俗语：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可见一般不识字的农民重视教育的程度。

据公布的数据，中国历史上漫长的1300年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由于传统中国的管理机构是小政府，大社会，“皇权不下县”，官僚机构精简，容不下日益增多的“秀才”，更多的读书人其实入不了“仕途”，而是向社会的下层流动，成为当地的“乡绅”，也就是地域文化的出色记录者和传承者。

有着千余年悠久文官制的历史的古老文明的国度，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既有高度统一的文官考试制，同时呈现一种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长江以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被称之为“蛮夷之地”，几乎是在公元一千年的宋代之后才逐渐归顺朝廷，在相当长的时期免征徭役税收。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道，假设一个生长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人不打算考科举，也不纳税，不犯法，几乎与朝廷（政府）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的长江以南，山多江湖多，山高皇帝远，凭借自然环境和家族经济的自给自足，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传统中国文人，他们的文化更具有地域特色。例如湖南江永的妇女文字，就是中国江南农耕文明的一种独到的创造。

美国的人类学家Ｊ．皮科克[3]也说过这样的话，谁想要构建一个单一的视角，把多种多样的人类学视角都包含在内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一个泛而又泛的层面上。两个人从同一个酒窖往外看，一个人看到的是地上的泥浆，另一个看到的是天上的星星。

正如欧美人热爱运动，欣赏淌汗水的努力。喜欢施加于自己肌肉和神经上的那种紧张感，这种热爱体育运动快乐为阳光所萦绕，为音乐所振奋，上升为公平公开竞争，讲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讲法制和游戏规则，将运动员与国家尊严相提并论。在文官制影响下，中国人讲究“书香门第”，讲究“头悬梁，锥刺骨”，崇尚诗琴书画，太极拳剑，养生修身，儒雅风范，中状元，金榜题名是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

刘健芝在《抵抗的全球化》[4]一书指出，二战之后， “欠发展”话语是资本主义不再是战争而是贸易达到的新扩张策略，以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穷。一方面是对民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掠夺和破坏；另一方推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以产生对“落后地区”民众的同一化作用，同时摧毁了尊重生态，注重合作，相互依存的地域自给自足文化基础。

当社会的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往往被视为落后低劣，正在消亡或者濒临消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