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父亲冀教授是笔者尊敬的医学专家，儒雅、知性，戴一副金丝眼镜，虽年过七旬，仍一表人才，说着一口东北普通话，当年笔者听其建言由临床医生转为基础教学获益至今。记得2002年，朋友告知其父自迁新居后，无原由莫名低热已半年，我提议排除一下老年性肺结核，当初未考虑其它（事后回想不排除装修污染因素致病）。随后，冀教授入住我市某三甲医院，经撒网式普查，一直未找到阳性结果，最终经试探性颈部淋巴结活检，确诊为恶性淋巴瘤。在我国恶性淋巴瘤的死亡率较低，为1.5/10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11～13位；幸运的是通过正确治疗，多数患者有望得到治愈或实现长期生存，甚至分期极晚的一些病例，仍可获得较满意的疗效。医院启动了联合化疗方案，经治医生乐观的告知此病的化疗效果很好。不想，未出一疗程，75岁的冀教授即现骨髓抑制，血小板明显减少，后经多次输血小板及外请血液病专家会诊均回天无力，住院仅3个月，最终死于血小板减少导致的颅内出血。时隔10年，每谈及此事，朋友都为其父当初的化疗深感后悔。

    2011年笔者80多岁的老母亲因前间壁心梗住院。入院当日心电图ST-V_1-5已回至等电位线，属亚急性期改变，血压、血糖、血胆固醇、血氧饱和度等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注：母亲原有三高，近些年血糖、血压、胆固醇一直控制良好），肌钙蛋白监测指标下降，无心源性并发症。当日母亲是步行到医院的，刚入住时还与与同病室的患者高声谈笑；由于母亲病情稳定，病灶局限，且过了窗口期，未予再灌注治疗（溶栓、介入）。但没有想到的是象母亲这样非再灌注治疗的出血高危患者（高龄、女性），院方竟采用了三联抗栓治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三联抗栓的安全性迄今仍为循证医学的空白。两天后，母亲——抗战时期的军医、50年代的院长，因抗凝药导致的脑出血，被自己的同行送上了不归路……

以上冀教授与笔者母亲的治疗转归有如下共同点：

1.    同为用药特殊人群——老年人；

2.    同样死于药源性疾病而非原发病及并发症；

3.    引发药源性疾病的药物都是可预知、可避免和减少的；

4.    都是被同行用药所杀。

一、用药特殊人群与个体化治疗

    用药特殊人群是指：儿童､妊娠和哺乳期妇女､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者､过敏体质及遗传缺陷者，本文仅涉及老年用药群体。随着老化，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减退，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减慢，此外，老年人的血浆蛋白降低,游离型药物较多，以上药动学特点使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危险性增加；美国资料显示：70~79岁的老年人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20～29岁的年轻人增加了7倍。大约1/3与药物相关的住院和1/2与药物相关的死亡，发生在大于60岁的老年人中间。所谓个体化治疗是指针对病人因人施治；例如80岁老人较20岁年轻人，肝代谢酶减少30%，肾排泄功能降低50%，以此推算用药剂量也应是年轻人的1/2；对于老年人敏感的心血管药、中枢抑制药、降糖药及抗凝药在选药及用量上更应慎之又慎。

    不知患者以生命为代价是否能换回医生的醒悟？！母亲去世当日笔者对经治医师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国内外医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医生只知道生搬硬套证据，不知道将证据个体化的用于每一个患者。就母亲所用的阿司匹林而言，是迄今为止循证证据最多的心血管预防用药，但大于80岁者却无据可循。近期的阿司匹林安慰剂对比试验荟萃分析结论：50~1600mg/日剂量范围内，无量效关系，但严重出血及胃肠不良反应呈剂量依赖性；也就是说阿司匹林50mg/日剂量与增加了30多倍后的1600mg/日剂量的疗效相当；而不良反应则随剂量增加而增加。国内由汤光、李大魁主编的药学专著《现代临床药物学》提示：预防心血管疾病阿司匹林25~50mg/日即有效（注：此为常规剂量）。以笔者拙见，高龄群体在目前尚缺充分证据判断是否需服阿司匹林的条件下。若需用药25mg/日足矣。

二、药源性疾病与药源性医疗事故

    药源性疾病已历经一个多世纪，从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到业界知晓的“中草药肾病”再到家喻户晓的“链霉素耳聋”无一不是其家族成员。药源性疾病是由药物作为致病因素导致机体功能或组织结构损害的一类疾病；是药物不良反应的延伸和后果。药物是把双刃剑，能治病,也能致病。 据WHO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亡的病例中，约25%死于各种药源性疾病。美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报告:每年有22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其中10.6万人死于药源性疾病，占死因第4位，仅次于心血管病，中风及肿瘤。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我国每年至少有25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入院，其中约19.2万人死于药源性疾病，是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

资料显示大多数的药源性疾病是由于不合理用药引起的，众所周知，欧美是全球治疗用药的风向标，其权威性不可替代，临床用药的科学性、规范性远在国人之先；令人反讽的是，以上中美有关药源性死亡的两组数据，若按人口比例推算，我国药源性疾病的致死率竟远低于美国，弦外之音是我们“输液大国”、“抗生素滥用大国”……合理用药远胜美国，这岂不让国际同行嗤笑？由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为我们解开其中症结；“…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孙忠实看来,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从药源性疾病的发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可预知、可避免和减少，虽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是由不合理用药导致的，多数药源性疾病属于此类，例如冀教授由化疗药物导致的骨髓抑制及笔者母亲由抗凝药物导致的脑出血，其可预知、可防范已是业内公认、写入教科书的专业知识；另一类则难预知、难避免，虽发病率低，但死亡率高，是由极少数体质特异者引起的用药意外，例如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发病率0.005~0.01/%)。前者造成患者本人损害的属药源性医疗事故，后者造成患者本人损害的则不属于药源性医疗事故。

    走笔至此，想起民间一句俗语——医生杀人不用刀！人们只看到心底无望、被逼无奈的患者举刀杀医，却看不到医生默默无声的用药杀死数十万患者（别忘了19.2万只是冰山一角）；其中不乏医务工作者，如朋友之父，笔者之母……医生本是崇高的职业，“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院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旅途的终点站，无论是医生、主任，还是卫生部长，无一不到点下车，只是自然到点与强行驱赶有着天壤之别！生命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权利。白衣天使们请慎用你们手中的双刃剑，请象对待家人一样，珍惜和尊重每一个患者乃至同行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