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江雪是华商报的首席记者，常跑政法口，延安“枪下留人”、“夫妻在家看黄碟”等经典法制报道出自她的笔下。近日讲起死刑问题，她因职业关系到过死刑执行现场，并刚刚写了一篇记述亲历的文章，发表在华商报上，下面这篇就是。

    文中最触动人的细节，莫过于枪决前执法人员命令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一会儿你们要配合一下。” ——情何以堪！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江雪 

    死刑问题最近又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北京法院方面透露，对死刑犯人，北京市要在年底内全部实现注射死刑。

    注射死刑显然要比枪决人道。我想，倘若对上个世纪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游街、押赴刑场、人山人海追看的情形还有记忆的人，大抵会做出这个结论的。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对死刑犯人道？

    因职业的原因，我曾面对面采访过即将上刑场的罪犯。那是几年前了，中秋节的前一天，两名19岁的小伙，被五花大绑押在囚车里，先是押往郊外一个中学的操场，参见公判大会，再押往刑场。在车上，他忍受着捆绑的疼痛，强装镇静，那表情我很难形容，只记得那投向窗外的目光绝望而空洞。
 

    坐在法院的车里，我远远地听见了枪响。当车往回开时，我看见了路边停放的医院的车。这才知道，这是医院来采集死刑犯器官的车辆。

    那一瞬间，我毛骨悚然，浑身发冷。突然有深深的羞愧，觉得自己也成了“合谋者”中的一员。
 

    还有一次，曾与一个因贩毒马上要执行死刑的女人面对面。还记得她，齐耳短发，脸圆圆的。那天她特意画了淡妆，脚上穿着一双大红色的绣花鞋。

    那是一个天气阴冷的早晨，她和五六个罪犯被押在一起。靠着看守所的墙站成一排。可能是绳子绑得太紧，她难受地扭着肩，押解她的年轻战士还轻轻为她松了一下绑。一会儿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他们被要求“预演”一下行刑前的动作，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无意中说了句：“一会儿你们要配合一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颤抖了一下。你们就要剥夺人家的生命，还让人家配合？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我看到了死刑的残酷，这被认为是法律上的正当行为所具有的莫大残忍。

       200年前，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述死刑的本质时，曾说过：这个人剥夺了同类的生命，而国家又剥夺了这个人的生命。此间实在有着残酷的悖论，罪犯当然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可我们，借助国家和法律之手，就能吗？
 

    人类文明进化到今日，无论借助怎样的“正义之名”，死刑原始的同态复仇之本性仍不能自圆其说。这也许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废止死刑的一个原因。然而，在中国，因扎根于视“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为“天经地义”的文化，死刑的存在看起来依然有着充足的理由。而在轰轰烈烈的“严打”年代，在重刑主义的引领下，死刑，更是长期被当作是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2002年，因为延安“枪下留人”的报道，我开始关注死刑。彼时至2004年，正是中国媒体的责任与理性空前发展的阶段。我记得当时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标题是：“未出膛的子弹击中杀人程序”，堪称经典。此后，伴随着全国舆论的持续关注，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的问题，终于从法学家的专业探讨进入了普罗大众的视野。
 

    其后不久，一个关于死刑的国际会议在湘潭举行，我采访了参加此次会议的贾宇教授（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并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在这次采访后，我坚定了对死刑的认识，那就是必有一天，中国也要废止死刑。而两年后，在另外一次死刑的研讨会上，中国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为中国死刑的废止列出了50年的时间表。

       50年还长，但法治的进步却在点滴中发生。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而此前，基于“严打”被下放各省的死刑复核权，20年迟迟未能收回的一个原因是，最高法院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对复核全国的死刑案件。当舆论的关注与学界的呼吁已炙手可热之时，这些问题终于不再是问题，最高法院从全国抽调法官，建立起相关制度，死刑犯们终于有了走向最高法院、获取一个公平裁决的最终机会。
 

    有时会想，这世上什么最大？生命最大。而不是时间，金钱，甚至民意。这是因为，当“生命至上”真正成为信条，扎根于人心深处时，我们中的每个人才是安全的。那一次次发生在矿井下的灾难，那突然燃烧的公交车，甚至那让我们的婴儿变成“结石宝宝”的奶粉，只有基于对生命的绝对信仰，才能不再出现，或减少。

    写到这里，未免想起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