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

    11月24日，深圳出台《深圳市建设法治政府总指标体系》(建议稿)，将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量化。据悉，这种“量化”在全国尚属首例。深圳方面介绍，10个指标中，深圳已完成一半左右，其余指标力争3年内完成，实现在全国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则彰显了深圳市政府向法治理想突进的雄心，二则相较于前些年“依法治市”、“依法治乡”、“依法治山”、“以法治路”之类口号泛滥、庸俗化理解法治的倾向，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提法显然更为大气，也是从“治民”向“治官”过渡的一种法治理念的适度回归。

    但这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消息。法治究竟能不能在一地的一个部门率先建成呢？法治建成与否究竟由谁说了算呢？

    古往今来，无数人给出了无数种法治的具体标准，但无论标准的细节如何歧异，法治总有最为基本的共通之处。法治的公理不外乎“良法的统治”，即全社会所依之法必须是捍卫人的尊严与自由的良法，并且法的权威高于全社会的任何人和任何组织。

    既然法的权威高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那么法的平等、统一实施就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从法理上看，深圳虽为经济特区，但其仍在中国大陆这一法域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同样适用于深圳特区。这点就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那里适用的是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其法院还拥有终审权。尽管中国法治进程在不断推进，但良法不多、法律尚不健全也毋庸讳言，而法治作为全局性、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也就不可能在国家法制尚不健全、地区法制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局部地区率先实现“法治”，而且，“率先实现法治”的某些地区的简单相加也无法在全国实现法治。可以肯定的是，在同一法域之内，某个地区能够率先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率先消灭血吸虫，但却绝不可能率先实现法治。

    地区问题之外，某一部门能否率先实现法治也有疑问。“法治政府”语境下的“政府”一词，无疑是狭义的政府，在中国当前的治理体制下，与其并列的还有党委、人大、政协乃至法院等机关。同级之内，政府并不能独自行使所有社会管理权力，而且，根据法治的分权制衡原则，政府必然要与其他机关发生联系，必须受制于其他机关。这样，“法治政府”的实现，必然要有“法治党委”、“法治人大”、“法治法院”等的帮衬，假如其他机关尚未“法治”，政府又焉能独善其身？

    更重要的是，法治作为民主的制度化的产物，其实现与否的论定权并不在公仆，而在公仆的主人——人民。深圳的法治政府总指标体系列了10个方面，历代法学家、政治家也有他们各自的标准，但作为普通民众，完全可以由常识去判定法治实现与否。比如，官员的财产是否公之于众，公款的每笔消费市民能否自由查阅，当地媒体指名批评政府会不会遭处分，当地警察能否为要求市长下台的示威民众提供最大的方便……可见，法治实现与否，并不需要进行多少繁琐的“指标体系”论证，也不靠公仆先自定标准再自圆其说，更不是审批项目由900个减为300个、审批期限由15天降为3天那么简单，民众的自由心证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曾展开过一场“法治”与“法制”区别的大讨论，其成果之一就是中国最终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是，方略初定，难免受传统思维干扰。“依法治×”是一表现，如今某地单方面强调建成“法治政府”或许也算积习之一。而这些做法之所以最终与法治南辕北辙，就在于管事者仍惯于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进法治，以政绩观的思维演绎法治。事实上，当下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只是“建设法制政府”的努力而已，距离法治的实质尚有距离。而厘清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并非一种无谓的概念之争，而是让我们看清法治的愿景，不固步自封，不断言三五年即可实现，以对法治永怀敬畏之心、信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