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东巴文化是纳西族一切智慧的起源，那么，汉文化便是促进纳西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动力和引发纳西族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丽江地区处在一个经济、文化、军事的边界上。丽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是货物流通交换的重要场所，也是入藏前必须更换马匹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的束河古镇，在解放前，曾有79%的男子从事着走马帮的工作。茶马古道为丽江源源不断地带去繁荣的经济和周边先进的文化，有力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也为汉文化在丽江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当然，事情是有两面性的，繁荣的经济也是一样。纳西族并非一个好战的民族，可是他们的北面是强大的吐蕃王朝，南边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南诏国，而东北面则有骁勇的四川大凉山彝族，东面是文化最灿烂、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中央王朝。此时的丽江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边境了，他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丽江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仅凭他们的能力是很难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而就在这时，历史给了丽江一个机遇：忽必烈亲征大理国，于是通安州麦良降迎忽必烈于刺巴江口（今石鼓），遂被封为丽江地区的统治者——茶罕章管民官，从此，便有了统治丽江470年的木氏土司。他们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依附强大的中央王朝，以强权作为靠山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保障。

儒学文化对纳西族的影响，最初可以回溯到元朝。忽必烈于1253年平定大理后，在至元十年（1273年）派回回人赛典赤在云南主持政事。赛典赤到云南后，颇多改革，谨遵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中书省颁布的“诸路官府子弟均需入学”的实行令，大力提倡儒学。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代文人王惠、王升父子先后到丽江倡导汉文化和儒学，但来就学者一般是“官府子弟”，所以汉文化在元朝并没有长足发展。

丽江的木氏土司，经元、明、清三朝，传世22代，共470年。而明代的木氏土司，承前启后，是历史的极盛时期。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十多年之后，曾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讨大理。丽江纳西族土知府阿甲阿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率众归顺”。朱元璋大喜，取自己之姓“朱”去了上面的“人”字，赐姓“木”于阿甲阿得。从此便有了今天为我们熟知、为丽江人所敬仰的木氏土司。

木氏土司的归顺，无疑为丽江地区提供的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强大的明王朝作为靠山，木氏土司在云南的土官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木氏土司的官职承袭，一直是传嫡的，即便中间有庶子夺嫡的情况，也能很快被平定，保证了统治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并且，他们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从小便给子女灌输一种“敬天法祖”、“忠君爱国”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木氏家族和纳西族得以生存的哲学，更是引导丽江发展的重要理念。

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纳西族地区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这是元以来，祖国统一，各族间经济交往的结果。同时，更是木氏土司重视生产发展和该地区人民辛勤创业的结果。木氏土司在丽江兴修水利，极好的灌溉了丽江的农田，并在他的其他统治范围内鼓励开荒，继续在合适的地方发展畜牧业，使百姓“人畜康泰，安居乐业”。除此之外，木氏土司还十分重视手工业、建筑业、采矿业的发展。所以，丽江的经济在明王朝时，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木氏家族便有了热衷于汉文化的学习的兴趣，他们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传授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并且建立了“玉嵩书院”和木府内的“万卷楼”。由于木氏家族重视学习汉文化，出现了以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木氏汉文作家群。木公、木增与当时的汉、白族文人杨升庵、徐霞客、张志淳、董其昌等交往甚密。当时谪戍到云南的状元杨升庵曾将木公的诗文编为《雪山诗选》，并为之作序。徐霞客到丽江时，木增曾请他在汉学上指教其子，以“窥中原文脉”（《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徐霞客称赞木氏土司云：“世著风雅，交满天下，征文者，投诗者，购书者，以神交定盟者，嘤鸣相合，声气往来，共中原之旗鼓。”同时，木氏家族还从中原请来了大量的汉学教师、医生、画师、开矿技术人才及其他工匠技艺人才。《明史·云南土司传》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由此可见，木氏家族对汉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已是当时云南之最了。由于木氏土司对汉文化采取积极吸纳和学习的态度，使汉族的先进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传播，促进了丽江文化、建筑、生产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木氏土司对待其它宗教也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明代纳西族土司特别是木增大力赞助佛教，广泛与和尚交游。他曾与云南呈贡高僧见晓法师共同参补《华严海印忏仪》42卷。史载：木氏土司“崇信佛教，所有营建寺庙极华丽，有藏经楼藏经，全部经文皆楷书所缮……”木氏土司不仅拜佛念经，且大兴土木，四处捐资建寺，以弘扬佛家文化而自诩，建了庞大的汉传佛教寺庙群，其中著名的有福国寺、法云阁、琉璃殿、大定阁等。

道教最迟是在明代中期传入丽江的。虽然木氏家族中崇信道教的人数并不太多，也并未世代承续相传，但木氏土司对于道教同样也是很尊崇的。据乾隆《丽江府志》载：木氏土司先后建过真武祠（在解脱林下崖脚院中），迎仙楼（在白沙里）、太极庵（在芝山巅）、大觉宫（在束河里）、元（玄）天阁（在大觉宫后）等等道教宫观。木氏土司家族中有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几乎把后半生投入到了宗教中去，此人便是木增。木增(1587-1646)“生而秀异，如琼林玉树，迥出风尘，世间浓艳华美一无所羡”。他九岁时匆匆继父职，长大后，是位文武双全的将才。然而他对于道家的风骨却一直情有独钟，他的后半生沉醉于“志欲乘黄鹤，身伴白云闲”的超凡脱俗思想中，三十六岁即退隐住进玉龙雪山的芝山别墅。在清幽淡雅的自然环境中，木增时而观风景，时而博览群书，时而定坐思禅。在他隐居时，悉心钻研，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既有天文、地理、生物等知识的汇集，亦有对儒、释、道三教嘉言的摘录。如儒家的“仁则荣，不仁则辱”，“爱民者必有天报”等等；释家的“为善升天，为恶入渊”，“心中念善，福乐自随”等等；道家的 “恬愉退静独善守己”，“无所诱慕，精神内固”等等。从摘记中足见木增已熟知儒、释、道的一些典籍，了解其要义.从木增等木氏土司对待中原及周边的文化、宗教上看，我们可以知道木氏土司在丽江营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和谐环境。

由于木氏土司不因循守旧，在文化上不闭关自守，而是广泛吸纳汉传佛教、道教文化，汉族的宗教文化在纳西族民间的影响逐渐蔓延。随着汉传佛教和道教信徒的增多，其教义和法事不断融会到原来主要受东巴教影响的纳西族社会生活中，各个人生关口的礼仪也是释、道、东巴诸教活动并行。有的请和尚、道士为新生儿取名；请道士主持婚礼；请和尚主持丧葬仪式，超度死者。在佛教影响下，民间有不少相信因果报应，积善，行功德，不杀生，吃素，以求来世幸福的人。尽管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接纳，采取的是独家垄断，不许民间学习的政策，但由于他们广交中原名士，从内地引进文、医、教育、建筑、开矿、工艺等方面的汉族人才，引进汉文典籍，木氏家族的成员又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汉文诗人，中原的各种文化逐渐向纳西社会渗透，如明朝初年，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精通医术的杨辉游学行医至丽江，历尽艰辛，用家传的针灸之法和秘方治疗疑难杂症，并在当地采集中草药辅助治疗，屡有奇效，为木氏土司强留在丽江，素号“国手”。

又如中原的建筑文化已随着这种文化交流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在明代，木氏土司在丽江就修建了雪松庵、大宝积宫、文昌宫等规模宏大的寺观建筑；在明代，丽江古城建筑已具相当规模，出现了“光碧楼”、“皈依堂”、“忠义坊”等气派宏伟壮观的建筑群，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旅行日记中曾描述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木氏土司引进中原建筑文化之举为丽江明清建筑群的崛起开了先声，亦为丽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基础。

木氏土司在丽江弘扬汉传佛教、道教等上文已经提及，木氏土司吸收汉文化的这些举措和结果在客观上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以后汉文化在丽江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明代纳西族的强盛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是与木氏土司兼收并蓄诸种文化的开放亲和政策分不开的。这种文化开放的态度和与国家认同的精神使纳西族在明代为国家的统一和西南边陲的安定，为滇西北和康区汉传佛教、道教文化等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木氏土司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并非全盘接纳，而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进行有效的学习和研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木氏土司不允许百姓学习儒家的经典，这样便使纳西族原本的文化在民间得以保留；同时，木氏土司在建设大研古镇的时候，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复制影响。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布局中的三山为屏、一川相连；水系利用中的三河穿城、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中“经络”设置和“曲、幽、窄、达”的风格；建筑物的依山就水、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古城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便是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再创造的结果。这样有选择的吸收和学习，不仅使多种外来文化在丽江地区得以并存，更使纳西族人保留了其原有的民族特色，不至于像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彻底让鲜卑人消失了。

值得称赞的是，木氏土司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诸侯，在地理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为纳西族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在政治上的明智选择，为纳西族赢得了发展的契机；正确的处理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为纳西族的和平安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