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创伤后的成长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5年5月19日

   2008年汶川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高很多人带来了精神创伤。如果只关注灾难对人的消极影响，会忽视苦难和挫折背后暗含的成长可能性。创伤后的个体有自我恢复和更新的能力，心理机能水平能够反弹甚至超越灾难前的水平。这种灾难后的个人心理成长即所谓的创伤后成长，指个体在与生活中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对汶川地震的研究发现，一年后灾民创伤后成长的发生率为51%，并且年龄越小，发生创伤后成长的可能性越大，探讨青少年群体创伤后成长相关的因素对于灾区重建心理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创伤事件特征，人格和认知，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影响创伤后成长的发生发展。其中意义发现是创伤后成长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年龄越小，其在益处寻求量表得分越高。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创伤经历者能够在痛苦中发现意义，体验成长，生活满意度增加。研究关注对创伤事件本身的意义构建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而对事件本身的原因构建与寻找生命意义感是两个不同概念，青少年群体整体生命意义感的拥有程度，寻找程度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Steger提出生命意义感，包括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存在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感受自己的生活是可理解的，重要的，感到超越日常锁事的目的和使命感。寻找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做出动态的，积极的努力，尝试建立或者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意义，重要性和目的的理解。存在生命意义感高可以缓冲创伤的影响，其对生活的积极改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创伤后成长正相关。研究显示，在日本和中国文化下寻找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正性情绪，预先应对，预防应对正相关。Frankl的意义疗法强调个体不只关注寻求意义的结果，过程本身即寻找生命意义感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抑郁有预测交互作用。创伤后成长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关系密切，与抑郁负相关。对创伤程度中等及以上的个体，在创伤事件适应的预测中，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有交互作用中的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指一个自变量能够加强另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但是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可能受经验性回避的影响，经验性回避指个体不愿意与特定的内在经验（如想法，情绪，躯体感觉，记忆，行为倾向）共处，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经验的形式，频率和引发这些经验的情境。存在生命意义感是结果，寻找生命意义感是过程，回避倾向能够影响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回避倾向强的个体，二者可能负相关，而对经验开放的个体，二者可能正相关。经验性回避高的个体过分关注结果，回避或者过度尝试改变失败相关的经验，导致个体成长受限。因此，经验性回避程度，可能影响存在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在对创伤后成长预测中的协同作用。当经验性回避低，以开放，变化的视角看待生命意义，已存在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并不停止生命意义感的寻找，而把寻找生命意义感当做对已经存在的生命意义感的完善和扩大，从而收获更深的生命理解，表现为更多的创伤后成长。而如果个体经验性回避强，看重成功的结果，将寻找生命意义更当做对已经存在生命意义感的否定，那么寻找生命意义感并不能增强存在生命意义感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作用。

   工具使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包括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接纳与行动问卷aaq，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包括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欣赏生活。

   结果显示，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与创伤后成长正相关，说明寻找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属性。过去已经显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寻找生命意义感与存在生命意义感是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正性情绪，预先应对，预防应对正相关，与状态焦虑负相关。在个体主义文化下，寻找生命意义感和存在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水平负相关，更多体现出寻找生命意义的功能失调属性。比较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下的个体更推崇努力和过程而不是成功与结果，并且更多秉持辩证观。寻找生命意义是一种开放的，不断探寻的重要过程（怎么样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可与存在生命意义感持续共生，更符合集体主义视角。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多秉持辩证观，更相信变化，认为相反两方可相互转化，与集体主义视角一致，因此寻找生命意义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可能成为心理健康的促进因素。

   性别对创伤后成长预测有意义，比较男生，女生在创伤后成长程度更低。过去研究不是这样结果，因为过去的研究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评估而非客观的严重程度是创伤后成长发生的重要条件。研究说明对创伤事件的反应如寻找生命意义感，发现生命意义感，超越了创伤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对创伤后成长有预测作用。

   研究显示，存在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经验性回避的交互作用，经验性回避低的个体，在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中，存在和寻找生命意义感有交互作用的协同作用，寻找生命意义感能够增强存在生命意义感对创伤后成长的正向预测作用。经验回避性高分，中分，这样交互作用没有出现。寻找生命意义是一个过程，存在生命意义是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寻找的结果和过程相互作用。

   本研究是地震4年以后，如果个体能够重新寻找到生命意义感，并且不停生命意义的寻找，那么创伤后成长程度是最高的。存在和寻找生命意义感概念的提出者steger指出生命意义强调什么重要而不是让人感觉良好，与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强调的经验性接纳（经验性回避的反面）一致。ACT在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代浪潮中占中心地位，旨在提高个体心理灵活性，其主要目标不是消除消极的思维和情感，而是减少对消极思维和情感的回避，因为回避痛苦只会放大痛苦，经验性回避是ACT的核心概念。ACT努力帮助来访者在不同领域寻找生活的方向，建立有意义的生活，并且强调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实践的方向，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地震灾难往往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生活目标和信念被摧毁，存在和寻找生命意义感被削弱。经验性接纳能够推动个体不断从当下愉快和不愉快的经验中体察意义。如果受灾个体经验性回避低，能够以开放的，变化的视角看待生命意义，那么个体越是寻找生命意义感，越能够通过增长的生命意义感收获更多的创伤后成长。这体现出ACT强调的价值是方向，而不是一个可终结的结果。而当个体经验性回避高，寻找生命意义感对存在生命意义感的协同作用消失，二者分别独立作用于创伤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