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家庭治疗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4年2月13日

   系统家庭治疗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的心理治疗流派，1988年德国治疗师stierlin介绍到中国，1997年通过中德高级家庭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德班）为我国培训一批系统家庭治疗师，3期共139名学员。德国是stierlin研究院，国际系统治疗协会igst培训。系统家庭治疗已经逐步在我国心理治疗临床推广使用，在我国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值得研究。

   调查包括人口学信息，教育背景和工作场所，临床工作情况，心理治疗培训情况，系统家庭治疗推广情况，体会和评价。

   临床工作状况，德国和中国治疗师的专业背景和工作场所明显差异；接受得到的人数量和时数多于中国治疗师。中国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从业人员接受督导时间比较少。在德国要获得心理治疗师执业资格必须接受一定时数的督导，中国没有统一管理机构和制度。系统家庭治疗在德国的推广和认可程度高，参加督导机会多。德国有107家国家系统治疗协会认证的专业培训机构，7860名协会认证系统家庭治疗师/咨询师；有精神分析毕竟的中国治疗师多于德国，中国治疗师的治疗态度和干预方式受精神分析影响大，可能是因为精神分析起源和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于系统家庭治疗，国内精神分析的文献资料多于系统家庭治疗，人们对精神分析了解更多，学习机会更多。德国治疗师往往对不同心理治疗流派同等了解，对选择参加系统家庭治疗的培训目的非常明确。在德国精神分析的培训有严格规范，属于职业培训范畴，历时数年，需要投入比较大的精力和经济。在中国，精神分析培训大多数为短期研讨班，工作坊性质，参加培训投入比较少；两国治疗师都认为系统思想对日常工作有帮助，德国治疗师评价帮助更大，这些与文化差异和推广程度有关。两国治疗师有一半接受其他心理治疗流派培训，认为系统家庭治疗影响更大。

   临床使用评价，两个国治疗师的培训动机，德国治疗师更加重视系统家庭治疗对工作帮助，培训目的明确，参加培训时对方法有更多了解认识。他们认为系统家庭治疗对工作帮助多于使用难点，反映积极体验多于消极体验。关于有用的治疗概念，德国治疗师主要提到次级控制论的概念。中国治疗师比较少提，初级控制论的思想比较接近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传统医学的整体概和系统观；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广泛影响人文社会的领域，也影响家庭治疗的发展，德国治疗师更容易接受次级控制论思想。治疗师的共同积极体验是资源取向的治疗态度和看问题角度的改变，这些符合家庭治疗观看待人类问题的重要认知转变，一是着眼来访者的资源而非不足，二是在关系背景中而非个体身上看待问题。

   技术方法难以掌握是两国治疗师的最常见使用难点，说明系统治疗方法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系统家庭治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吸纳不同理论，其干预方法灵活多样，没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是系统家庭治疗的特点和难点。对中国治疗师来说，来自治疗对象的困难比较突出，与治疗师的专业背景，工作场所，服务人群，服务内容差异。中国治疗师大多数身份是医生，医生主要接触患者，问题比较严重，在非医疗机构的工作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的是一般心理问题的处理，造成两国治疗师体会不同。家庭治疗甚至心理治疗在中国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有限，来访者更加希望从治疗师那里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法，心理上和经济上难以接受长程的持续治疗。

   系统思想对个人生活比较突出影响，两国治疗师共同推出的改变：对问题和关系有新的理解。对德国治疗师还有：积极看待生活，在各种情境下更加从容和放松。对中国治疗师还有：对待差异和多样化改得开放和接纳。这些可能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关，一致和统一往往被认为比个性更重要，多样性和差异常常被否认，这些变化被中国治疗师强调。这些变化体现幸福个人主义文化影响。这些说明心态治疗思想包含的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治疗师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治疗师需要得到更多的持续性督导，使题目提高信心，鼓励他们大胆把这种非传统治疗方式使用在临床。中国治疗师未提出建构主义等次级控制论概念的影响，可以作为培训要点，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治疗师可以在督导和培训时把如何使病人合作和使之更容易接受家庭治疗形式作为话题讨论。中国治疗师提出对多样性和差异的接纳是重要改变，可以把这样改变作为治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