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更多心理求助

国家心理咨询师 吴剑

2013年11月11日

   在公共健康领域，性别一直是充满争议性话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大量的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健康，女性和女性气质往往被描述为虚弱的，需要被照顾的，男性的阳刚之气被建构成为更健康，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控制感，独立性和其他一些强悍的人格特质。现在女性气质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求助的积极影响受到更多关注，对男性气质的比较传统的刻板印象往往导致更多的困扰同时阻碍求助行为。研究显示，当遭受情绪困扰的时候，阳刚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通过物质滥用来解决问题，他们很少求助专业心理帮助机构，导致问题恶化，性别与心理健康和求助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

   心理求助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对心理求助态度更积极。男女大学生的心理求助方式也是有差异。调查工具包括未求助者，主动求助者。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自我污名量表SSOSH，自我表露的预期结果量表DES，包括预期效用和预期风险，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性能问卷，对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态度问卷，心理问题的可控性归因问卷。

   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未求助者的还是主动求助者，在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态度上没有显著性别差异，这些与过去研究结果不同。过去研究认为女性在遭到心理问题时更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区别可能是因为不同测量方法导致的。本研究使用江光荣的态度问卷，测量方法更具有效度，问题更直接，暗示性和社会称许性不强，更真实测量求助态度。其他研究认为，大学生求助的外显和内隐态度显著差异，女性对于寻求的外显态度显著高于男性，但是男女的内隐态度没有差异，说明男女对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真实态度的同样积极的。因此，男性是外显测量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防御，由于社会期许效应和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男性为了表现出社会所赋予的自己坚强，勇敢等特征，不愿意向他人表现出自己象女性一样需要帮助，或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对专业性求助同女性一样有积极态度。

   男性对心理困扰和心理咨询显示更多的可控感和效能感，男性对自我表露的预期风险显著低于女性，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和对问题的可控性归因显著高于女性。这些符合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因为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男性更倾向于寻求控制感，并且自我依赖。即使想象去求助，男性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也是比女性高。但是，知觉的可控性并不一定是实际的可控性，主观上的高可控性可能掩盖问题，可能导致男性更消极的求助行为，在预期风险和预期效用上，女性高于女性，相对男性而言，女性预期自己在咨询师面前表露自己可以获益，但是同时也担心更多风险。从未求助的男性预期更少获益，担心风险更少。主动求助者，男女相似性更加突出，他们对咨询的效用有积极预期，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比较高。他们对心理问题的可控性归因也是相似，男女当他们感到平均可控性介于40-60%之间时，更可能求助。咨询开始前，主动求助的男性感知到自我污名和对在咨询师面前表露自己的风险但比主动求助的女性高，即在实际的求助情景中男性比女性面临更大的社会评价压力，感知更加的风险，需要咨询师予以关注，特别是传统男子气比较认同的来访者，当与他们建立关系时，需要留意他们的性别角色冲突，保护他们的效能感。

   心理问题的可控性归因和间接的求助经历与男女的求助行为有显著关系，就是说，如果感到心理问题发生的原因不可控，身边有同龄人曾向心理咨询师求助，或者有人推荐其向心理咨询师求助，无论是男女，他们都更倾向于实施求助行为。这个事实符合常理，人们在感觉问题不可控，自身资源不能很好应对，往往首先倾向于寻求亲人，朋友的帮助，如果得知亲人，朋友曾经求助过心理咨询师，则心理求助行为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尤其是问题不太方便跟身边人说的时候，获得间接求助经历也促进大学生向心理咨询师求助。男女求助行为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对女大学生来说，比较高的作为来访者的自我效能和比较低的预期风险可以显著预测求助行为的发生。学校可以通过增强女大学生的自我效能，通过在咨询中的可控感，降低对咨询的消极预期，促进其在需要时主动向心理咨询师求助。男生来说，对咨询的积极预期和态度是题目突破性别角色压力，主动求助的重要因素。关于风险，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为了比较多的得益而冒不确定的风险，这些就说明主动求助的男性虽然感知比女性更多的污名压力，若看到求助行为可以使自己获益，仍然可能采取求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