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患者选择权，看立法的选择焦虑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吴剑 353000

《健康报》2010年12月22日 7版 卫生与法

   新媒体报道，“广州将听证急救车赶到后病人是否有权自选医院”，听证会制度是中国立法制度的一个进步，但是这样的进步又遇到一个技术困境，由于广州的急救医疗模式是依托型，120中心只负责调度，接到求救电话后，120中心将致电距离最近的医院出车。所以，如果规定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就带来了两个问题：对出车医院来说，派出了车辆却没有收治病人，造成了成本浪费；对病人来说，舍近求远往往会耽误治疗时间。但也有人提出，选择医院是病人的权利。在急救车到达时限方面，由于目前广州的交通状况不能保证急救车的速度，所以有人提出，既使规定了也无法实施，而且易产生医患纠纷；但如果不做规定，又难以体现规范。有人提出，急救的最佳时间是“黄金五分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错过了生命，所以对时间的规定也是必要的。立法出现一个两难选择。

   从技术层次上讲，没有一个绝对有利，或者绝对不利的方案，因为那样就太简单了，也不需要听证会。问题是有的选择呈现两难，要么患者选择自由受到侵犯，要么社会付出更多成本。要么救护车没有规范管理，要么做不到的规范使医患纠纷增加，世界上许多事情不见得都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字：“难”。

   患者的选择权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权利都是相对的。如果患者需要维护选择权，那就需要他付出代价，就是救护车的成本，这个成本是由患者支付的，当然救护车的收费应该合理规定；同时由于选择权问题，耽误患者治疗的风险，患者需要承担。即使社会付出成本，也是每个公民最后分摊的。如果患者没有了救护车的选择权，他还是有其他权利可以保证，如转院权利。同样，救护车需要规范管理，规范管理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确定的。我们知道越规范，越精细的管理，社会成本越高。如何确认救护车出去了，如果广州市每个街头巷尾都安装摄像头，医患纠纷出现也不怕了，因为有了证据，这个成本广州市意愿承担吗？一切决策都是成本，这是一个经济层次的解决方法。